二

明成祖继位后，遵循明太祖的遗绪，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明成祖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此时在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辞去征夷大将军职务，升任太政大臣；而后再辞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职，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实际上已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人物。他正急于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据说在建文三年(1401年)，义满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

明成祖所赐的勘合，为一种朝贡贸易凭证。它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为防止假冒使者入贡，则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据《明会典》记载，当时获得勘合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等15国。⒅由赵居任带去日本颁赐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100道和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2册组成。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据说终明之世，共颁赐给日本的勘合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种。

其实，明成祖之所以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目的也是要求他们协助捕捉扰边的倭寇。在这方面义满做得比较好，他于永乐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贤等入贡时，并献所俘获的扰边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奖。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因义满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来劫掠居民的对马、壹岐等岛的倭寇，并献所获的倭寇魁首，尽歼其党类。故明成祖派使者赍玺书褒谕义满，赐白金千两等物品，并海舟两艘，还封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之山”，亲制御文立碑其地。永乐五年(1407)五月，义满派遣僧人坚中圭密等来朝贡时，又献所获倭寇等，明成祖赐敕褒谕其“忠贤明信，恭敬朝廷，殄灭凶渠，俾海滨之人咸底安靖。”然而，明朝为抑制倭寇骚扰而对日本实行的羁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因每次朝贡都伴随着进行一次大宗的贸易，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那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日本贡使在《允澎入唐记》中也记载:当他们在宁波将解缆启程回国时，还由“市舶司给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当时允澎一行人贡人员多达千余名，供给的粮食总量估计应在六百石以上。鉴于这种种原因，故明朝对日本的朝贡不得不实行各种限制，如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其十年一贡，船限两艘，人限二百，违例则以寇论。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贡的人、船均超过限数，运来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规定贡船不过3艘，人数不过三百，刀不过三千，不许违禁。[26]但实际却很难执行，如宣德八年(1433年)入贡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统七年(1442年)，入贡船9艘，人数达千余。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船9艘，刀9900把。至于入贡人数，据上述《允澎入唐记》所载，也多达千余名。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对于明朝来说，实行朝贡贸易是对海外国家的一种“羁縻”手段，目的是消除“衅隙”，抑制扰边事件的发生；而日本却将之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成为他们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因此，双方在政治目的与商业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来朝贡的人员，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数人，其他还有船员、水手以及搭乘的随从商人等等。在朝贡贸易实行初期，由于朝贡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经营，故随从的商人数量还比较少。但到了后来，朝贡船全部承包给了博多和堺港的商人，因此随从的商人数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从搭乘转变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他们不仅想通过朝贡贸易来赢取厚利，而且把某种资金的筹集也都寄托在这上面。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龙寺遭受火灾后正兴工重建，为筹集营建费，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号、3号和9号船都是由天龙寺派遣。由此可见，日本派出的朝贡船是由商人承包，他们入明朝贡纯粹是为了营利，故其船数、人数及货物量不断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却将他们当成贡使看待，给予与普通商人不同的礼遇，分别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出面接待，因此来的日本贡船过多，过于频繁，都将造成重大的负担。于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种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强调:“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强调:“日本贡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计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员，居坐六员，土官五员，从僧七员，从商不过六十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明朝官方与日本私商在朝贡贸易中的矛盾。

由于明朝对日本的朝贡贸易限制比较严，不仅船数少，而且贡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经常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这种竞争到后来终于发展成在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据日本史籍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贡使者桂悟一行返国时，明朝曾颁发给正德新勘合，交他们带回日本，但这批新勘合并没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里，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内氏夺去。大内义兴在取得这批新勘合后，即准备独占对明贸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终于获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认，大内氏则派出入明朝贡船3艘，由宗设谦道率领，携带第一、二、三号正德勘合到中国，一行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达宁波。此事当然引起其他封建领主和寺社等的不满，其中有盘踞坍港的细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对明贸易的权利。细川氏在当时不仅拥有强大实力，而且其领地紧邻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绝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以过期作废的弘治勘合交给细川氏。细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启航。因为他们航行的路线是经过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误了几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闰三月十八日始从萨摩的山川港启航，大概比宗设一行迟十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按明朝惯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集，并以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贿赂，故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设宴时又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宗设于是大怒，与瑞佐忿争相仇杀，焚嘉宾堂，劫东库，大掠宁波，夺船扬长而去。案发之后，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瘐死狱中。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礼部则请罢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

至17年后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国王源义晴复遣贡使硕鼎等人明朝贡，明朝虽勉强予以接待，宴赏如例，但仍强调“贡期定以十年，贡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义晴再遣贡使周良等人贡时，则因贡期未到，贡船、人数均超过限额，而被阻在舟山群岛停泊了10个月，直至次年春天贡期到后，始准许入贡。此后，日本方面因大内义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为其臣陶晴贤所杀，在纷乱中失去勘合，遂终止派遣贡船入明朝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