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分居八载 团聚后难以适应

张树令和李嘉夫妇是在黑龙江下乡时结的婚，在知青返城时，他们最渴望的就是能像别人一样回到家乡天津。

经过刻苦复习，张树令1979年考上了石家庄工业学院。而李嘉此时却刚好怀孕，在家待产。为了能让丈夫完成学业，李嘉托人从黑龙江将自己调到了河北唐山的农村。

“没想到，这样的两地分居生活，一过就是8年。”已经56岁的李嘉现在说起这件事还不住摇头。

孩子夜里发烧，村里没有诊所，李嘉只能抱着孩子走上20里路，去县里的医院给孩子输液。等输完液退烧了，天也就亮了，李嘉再抱着孩子往回走。为了省下车钱，这一个来回就是40里路。等回到家，李嘉的两条腿都肿了。而此时，张树令也在学校里熬夜苦读。为了给孩子省下奶粉钱，他每餐都是馒头咸菜。

有时没有钱给孩子买奶粉，李嘉就从邻居要一些小米熬米汁喂孩子，心疼得自己直落泪。丈夫不在身边，一个女人带孩子的日子真难熬啊！夜里，李嘉时常会从睡梦中哭醒。

好在唐山离天津还算近一些。每个学期放假，张树令都能回来。下地干干活，或是带带孩子。

在黑龙江下乡时，李嘉就养成了写信的习惯。每周，夫妻二人只能靠鸿雁传书寄托相思互报平安。

“我们的儿子会笑了。”

“儿子会叫爸爸了。”

“今天，我从玉米地里摘了很多玉米。孩子也开始学走路了。”

捧读着妻子一封又一封来信，在学校里的张树令也不断地回信。几年下来，他们的书信重达数十公斤。

然而，李嘉一直盼望着自己的丈夫能够早日工作，一家在天津团聚。没想到的是，当张树令工作后回到天津市，由于两人别离太久，而生活环境的落差太大，夫妻俩也产生了不小的隔阂与分歧。

“那几年我们一见面，他就让我去理发店烫头发，或者是去买衣服。”李嘉回忆说，“我那时候一直在黑龙江和河北农村生活，早就习惯了穿粗布衣裤，短头发，裤子永远是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裤子，鞋子就两双，一双是白布鞋，一双是黑布鞋。可是天津女孩穿的要洋气多了。”

有一次张树令和同学聚会，他特地要妻子去烫个头发，并说他们班里的女同学都烫头发，希望自己的妻子也能注意形象。李嘉听了很难接受，夫妻俩大吵一架。

“那时我就想，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城市，两个人终于因为分离时间太长，而产生了隔阂与差距。我很生气，大哭一场，抱着孩子跑回了农村。”李嘉回忆道，“夫妻感情再好，在那种条件下，也会有矛盾。”

幸运的是，几年后李嘉工作调动回到天津。夫妻俩的感情也逐渐好转和睦。

为了爱情 他们放弃返城

我爱故乡 我更离不开他

黑龙江省嫩江县鹤山农场。

偌大的农家院前挂着一排刚刚收拾利落的鹿茸，无声地昭示着这户人家日子的殷实，“晒晒质量会更好，过两天就有人来收了。”59岁的女主人矫淑梅一边翻弄着鹿茸，一边说。熟悉的天津乡音在不经意间透露了她的身份——知青。

从1968年至今，整整40年的光阴中，矫淑梅在黑河和天津之间一次次做着艰难的抉择，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但最终，她遵从了内心的召唤，在故乡和农场之间，选择了农场，“我爱故乡，可我更离不开他。”他，是矫淑梅的丈夫刘宪成，一个地道的北大荒汉子。

离别

1979年3月，鹤山农场乍暖还寒。

农场所在地的双山火车站却是一派热火朝天，开始大规模返城的知青们，拥挤着从这里登上归家的列车——矫淑梅无数次回想起这一天的情景，她用“可怕”来形容。

“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回乡的喜悦，我特别难过。”矫淑梅的语气很平静，凝视鹿舍的眼睛却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一丝哀伤。

此前11年，也就是1968年9月，她随天津第一批98名知青来到农场5师52团，“那一次也是在这里下的车。”她说，自己清楚地记得，当时迎接她和伙伴们的是热烈的锣鼓和热情的笑脸，而此时此刻站台上“欢送”她的却是亲人低声的啜泣——她已经在这里成家，身为鹿场兽医的丈夫死也不愿离开北大荒。

矫淑梅怀里抱着1岁多的儿子刘本超，望着车窗外满脸忧伤的丈夫，想着家中悲痛欲绝的公婆，念着远处那片生活了11年的土地，禁不住热泪长流。还不太懂事的孩子用小手抹去她脸上的泪水，她拿起那只小手向丈夫挥动，“快和爸爸再见！”这时火车呼啸着启动了，卷起了站台上和车厢里的一片哭声。

思念

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瘦瘦小小的矫淑梅并不在学校的动员名单之中，最后是她自己强烈要求，还写了血书:“坚决上山下乡！”革命的激情把她烧到了北大荒。

当她第一次面对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时，激情满怀。

刚到连队那天，宿舍还没建好，屋顶可以看到星星，她和同伴在炕沿上坐了一宿，第二天就投入了“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顿饭”的秋收大战。

北大荒的地太广阔了，一条垅长五六里，好几天都干不到头。开始几天，大家还有说有笑的，接着就是沉默，又过几天，年纪小的坐在地里大哭，别人也跟着掉泪。

下雪了，那铺天盖地的大雪，到身上就被汗水融化了，衣服都被湿透。等到下午气温下降，衣服外面就挂上一层冰，像披了铁甲一样，浑身冷得发抖。即便如此，生性坚强的矫淑梅从没叫过苦，流过泪。她说她是写血书来的，是不会掉泪的。

从1973年开始，矫淑梅被抽调到小学当老师，放假的时候她爱到连队的养鹿场参加劳动，她喜欢这些灵动的小鹿。

“那会儿，她一天不来鹿场，我还真是没着没落的。”那么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的甜蜜，年过花甲的刘宪成还是憨厚腼腆地笑着。

也说不清这个天津姑娘是先爱上了鹿，还是先爱上了养鹿的英俊精干的小伙子，总之两个年轻人在1976年9月9日的时候，在连队食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年后儿子降生。

“我太想念丈夫了，还有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公婆。”矫淑梅说，在北大荒最艰苦的日子中，丈夫一家给了孤独的她最坚定、最温暖的支持，她甚至觉得自己的离开有些不近人情。

“她是不想走的，是我坚持让她带孩子走的，天津才是她的家，孩子也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刘宪成这样告诉记者。

回家

如今，矫淑梅一家堪称当地最富有的家庭，经营着当地最大的鹿场，还耕种着120多公顷土地，“我们在这过得挺好的。”矫淑梅幸福地说，重回北大荒后，夫妻二人就将儿子送到了当地农业院校学习，如今鹿场和农场的一切都主要由儿子打理。

返城后，矫淑梅也和所有返城知青一样，经历了又一番苦难，她被安排到一个副食店当营业员，每月有32元的收入。最难的时候，甚至自己带着孩子在单位仓库住了两年！可当时小小的刘本超却始终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三天两头感冒发烧，他说他想爸爸，想爷爷奶奶。

亲人们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一家人长久分离的痛苦了。

1990年，他们千方百计总算把快40岁的刘宪成调到了天津灯具厂，如同散养在山林里的野鹿不适应圈养的生活一样，在喧嚣的大都市里，刘宪成度日如年。在熬过半年的试用期后，毅然辞职回到了北大荒！

1994年，矫淑梅也最终无法承受对丈夫的思念，放弃了天津已经步入正轨的工作和生活，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北大荒，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已初中毕业的儿子。

当她和儿子走上他们熟悉的双山火车站时，看到站台上微笑着的丈夫和亲人们，母子二人都流下了热泪，奔跑着扑向亲人。矫淑梅说:“我总算叶落归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