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名学生赴内蒙古

下午4点零8分，这是知青专列开车的固定时间。专列启动的一瞬间，马克印、林佩华、冯淑秀都没哭，“没啥可哭的”。

“大家很兴奋，感觉和之前去乡下支农一样，热闹，好玩儿。车下送行的父母们大喊起来，有些人哭了起来。车里的一个女孩子跟着哭了起来。我们几个觉得没啥可哭的，冲着车下大喊了几声‘保重’。”

列车内，马克印很快被列车员跳起的蒙古族歌舞所吸引；高为民和另外一名知青下起了象棋；心细的冯淑秀则看到，带队老师找到了20人中年纪稍大的同学，在车厢连接处叮嘱他说“以后你要照顾其他人”。

这一天，北海中学有20名初高中生踏上了这辆知青专列；整个北京市，还有来自其他各个中学的1300多名学生，踏上了这辆知青专列。

他们分别是1966届、1967届、1968届的在读初、高中生。后来，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老三届”。

拉响汽笛、冲出北京站的这趟知青专列，是“文革”开始后北京地区组织的第三批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活动。此前开行的两趟列车，目标是黑龙江兵团、内蒙古牧区；此后开行的那些列车，目标则是山西、陕西、云南。

这一年年底，北京25中学生郭路生（笔名食指）登上了前往山西汾阳插队的火车。在车上，他写下了一首日后流传甚广的名为《4点零8分的北京》的诗歌。

诗说，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火车到达土默特左旗所在的察素齐车站，费时约18个小时。

8年以后的1976年10月11日，在这里，病退的马克印又坐上了返京的90次列车。三人中，他是回京最早的一个。一开始的生活很快乐。第一天，放下行李不久，马克印就和几个男生找到生产队的马棚，没装马鞍子骑了半天骏马。结果，屁股、大腿被磨破了一大块，次日起不了床。老乡的土方子是，坐在烟筒上熏。于是，夜半时分，这些半大小子们集体上房，坐在烟筒上烤屁股。

女生们则住进了村里最好的新房。老乡们拿来家中最好的东西，用毫不掩饰的热情，欢迎这些毛主席送来的“京娃娃”们。彼此的一举一动，都令对方感到好奇，以至于到了晚上，老乡们赖在知青点的屋里，“赶都赶不走”。

最初的新鲜过后，日复一日的单调劳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很快磨灭了这些17岁少男少女的雄心。“到了没多久，听说牧区好，男男女女背上行李就往牧区走。到了那里没人收，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还有一次，正是农忙季节，知青点中的一个人想回家。第二天一早，知青点全空了，因为大家都跟着走了。”

事实上，投身新农村改造时的欣喜、此刻的单调苦闷，已不只是北海中学这3位内蒙古插队学生的感受。

1968年前后10年内，在更广的地域，1700万初、高中学生，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城市家庭，以这种方式来到了农村，用汗水和青春改造中国的农村，也开始了一代人的人生。这里面，有日后的外长李肇星，也有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300亿和三个不满意

1978年，在察素齐火车站，冯淑秀第二个坐上了90次列车回京。

马克印离开后，冯淑秀所在的知青点只剩下3个人:冯淑秀、林佩华和另外一个女知青。

但在周围老乡心目中，只有冯淑秀一人算是知青，因为后两个人已嫁给了当地农民。

土默特左旗离北京很近，回京很容易。每一个农闲时节，马克印、林佩华、冯淑秀这些北京知青都会回京。

回到北京也很难，工作、户口是难以逾越的坎。好在，时间已经到了1978年。这一年年初，邓小平在小范围内对知青运动做出总结，“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举行，会议决定调整政策。

这一刻，知青回城的大潮已势不可挡。“十一前，高为民拿到了我的返京手续，他返乡找到了正在地里干活的我。我们一同骑了3小时自行车去办了粮食转移手续，然后我一个人连夜回京。”冯淑秀说。

人不能忘本

1991年，携夫带子，林佩华也在察素齐火车站踏上了回京的火车。与来时不同，她“哭得一塌糊涂”。

无论身处多么贫瘠的地方，爱情总会如期而至。这20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在火车上羞羞答答地不说话。插队一年，他们已组成了五六对，搭伙过日子。马克印和女友张娟，因为打乒乓球而熟悉；冯淑秀和爱人高为民，则因为共同做知青点厨师而相好。

插队第二年，林佩华也和当地一供销社的代销员结婚了。“内蒙古的风俗是，结婚的女人不下地干活。我身体弱需要照顾，老公人老实，对我非常好，我就嫁给了他。”其他知青离开后，她也被招工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工务段修铁路。

1991年，知青回城的政策一次次放宽后，已在当地结婚生子的林佩华，也符合了回京的政策。“但我这种情况，必须有单位接收，户口才能回来。我弟弟当时在西直门附近开了一个歌舞厅。认识的人多，就找人托关系办了一套假接收手续。”

其间，有人试图劝说林佩华放弃内蒙古的婚姻。她觉得这是浑话，“老公照顾了我这么多年，人不能忘本”。

多年后，回忆起自己离开知青点的过程，马克印三人一同感慨:命运真是难以琢磨——结婚早、招工早的人，大多在当地落户，几年后再次面临是否回京的痛苦抉择；未结婚、招工晚一些的人，则有可能直接回北京；而那些直到1977、1978年还没着落的，其中一些人破釜沉舟，赶上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趟班车。

无论何时，生活总会给你留有一扇门。

相信未来

今年8月，北京知青部落内，马克印、冯淑秀、林佩华等人围在一个小桌前吃饭，一如41年前他们刚刚到达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廿家大队时的第一个夜晚一样。

这个小山庄，是马克印用多年积累投资的。山庄内，有一个小小的知青博物馆，收集了知青用过的各种东西；每个小客房，都用插队时的公社名字来命名。

返京后，马克印在北京风机二厂做学徒。几年后，他娶了一位工农兵大学生。2004年，马克印和兄弟姐妹一起卖掉了父亲留下的那个550平方米的四合院。此后，依靠多年知青生活的历练，他一个人建起了这个占地数十亩的知青部落，供知青们休闲和怀旧。

林佩华返京后，借住在弟弟家里，并在弟弟的歌舞厅里帮忙。后来，她在大钟寺附近开了一个小卖部，“一开始很苦，但再苦也苦不过知青啊。有了那些经历垫底儿，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2008年，依靠自己的努力，林佩华与儿子在天通苑买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屋。

冯淑秀返京后，她先在街道做临时工，后调到中华女子学院食堂工作。几年后，高为民获准回京来到同一家单位上班。退休后，生活简单、喜爱旅游的他们带着单反相机四处走走。其间，他们特意去了北京知青去过的山西、云南等地，“看看别人的知青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是回北京，现在则是回内蒙古。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人提议返回插队的地方看看。

回望低矮的泥土屋，回望那个洒满了他们激情与纯真岁月的田野，他们深切地体味了生存的艰辛与奋斗的幸福。在更广的地域内，这成了整个民族崛起的精神力量之一。

这一刻，知青部落的展示墙上，贴着诗人食指另外一首名为《相信未来》的诗:“相信未来，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