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我当不起大师

`记者:您刚转型拍商业片的时候，迎头遭到很多指责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漫骂，当时怎么想？

张艺谋:打心里说谁不想让人夸深刻，谁不想让人说这个人坚持着独立思考和人文精神，这个人一辈子不流俗、不媚俗，谁都愿意得到这样一句称谓和评价，但是实际上恐怕又不是送一句话就能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自己还是要有这样一份大局观吧。

记者:您在中国电影界，包括在世界都是公认的电影大师了，您认为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叫电影大师？

张艺谋:实际上我自己认为我当不起这个大师，我自己认为标准是很高的，还不是大家随便封一个封号，反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送点儿帽子大家都不拒绝。我自己认为那种最了不起的人，他们创造了一个历史的人才是大师。比如说亚洲的黑泽明是我崇拜的，都是亚洲人，我跟他比还差得很远，欧美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他们带动了一个时代，带动了整个人类前进的脚步和新的观念。

记者:平时上网看别人对你的评价吗？

张艺谋:看，有时候看到观众对我作品的纵向、横向的讨论，网民们发表的各种看法，你自己会觉得都是关爱，因为网上的东西是不加遮掩的，常常是极其尖锐的，你看我从来就不生气，我就是认为中国人老讲恨铁不成钢，他就是有这份心，所以他愿意骂两句，其实是你做导演的幸福。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

张艺谋: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幸运者，是时代给了我许多机会和可能，包括执导奥运会开幕式，人就是这样的，在一次一次时代给你的机会中，你不断地验证了自己的能力，你就多了一份自信，你多了一份自信你似乎又比同代人多了一份机会，所以它是滚雪球这样累积的一种成就，是这样得来的。我从不高看自己的成就，自我评价就是这样。

记者:从您开始做市场化的电影开始，到今天风格上颠覆性的《三枪》，您的改变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您以后还想怎么改，还有什么出奇的招？

张艺谋:其实也没有什么了，所谓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拍市场类型的电影，一方面拍文艺片，不会完全丢掉哪一种类型，我自己认为大的方面电影可以分为这样两大类型吧。不断地去拓展自己的多层空间，你可能才会有一种互相的取长补短吧。拿商业类型的电影来说，你的取长补短就是让它要具备某种文艺片的气质，也就是说具备某种我们平常所习惯说的好的思想、好的观念、好的人文精神，这就是你要在这个商业片领域所要把握的，同时文艺片的取长补短也是一样的，你在拍一个小众的文艺片的时候，可能你会考虑到大众的接受，你会考虑到它的通俗易懂，你会考虑到它的所谓好看，这个对你去表现一个小众的精英意识的文化作品，不是反面的，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想这两方面不断地取长补短，其实很难，也许一辈子都做不到一部吧，雅俗共赏谈何容易。

记者:明年为什么选择拍摄《山楂树》？

张艺谋:《山楂树》是文艺片，《山楂树》是网上流传的一个爱情小说，我有过知青经历，拍出来好坏单说，我考虑的是，现代更多的观众不是立足于那个知青时代的人，他们不是带着经历者的那个情绪看的，理解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有不少功课要做。

“第一人”要么成为先烈，要么成为英雄，当先烈的几率远远大于英雄，这是历史的宿命。张艺谋是中国商业大片的始作俑者，他拍的第一部商业大片叫做“英雄”，“英雄”一语成谶，张艺谋没有成为先烈，而是成为了当今中国影坛真正的第一人，这也是他的宿命。

在他眼中，今天中国的所谓商业片、所谓主流的电影，其实才刚刚起步，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中国电影还是一支弱小的力量，中国电影产业要壮大，一定需要大量吃螃蟹的人来参与电影。没有产业化的支撑，中国电影的路就会越走越窄，最后就是死路。中国电影工业不能重走韩国、香港的道路，现在需要更多的人暂时性地致力于所谓的通俗，暂时先致力于所谓俗的制作去保证它的数量和质量，从长远看对中国电影一定有好处。

关于电影——电影不是博物馆文化

记者:有一个现象，从《英雄》、《十面埋伏》、《黄金甲》到今天的《三枪》，您自从开始给市场拍片以来，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您所有的商业片都是放在一个很遥远的时代，这样做是容易阐述自己的主题，还是说这样一种形态更能体现您的审美取向？

张艺谋:应该说容易一点儿，因为现实主义题材，尤其是当代题材不太容易把握，不太容易说得那么透彻，总是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不一定是我自己所谓的审美取向，应该说是我整个电影中的倾向性，大部分选择的都是历史题材，对我来说就是那么简单，自由度会大一点儿。

记者:现在还有拍《红高粱》时的感觉吗？

张艺谋:完全可以，要看故事，我自己其实在选择故事上，并没有固定的看法，我也并没有说专门给自己画一条道，规定一个方向和最近的一年我要干这个要干那个，还不是的。应该说还是比较被动地去选择，我宁可保持那种选择的新鲜感，所以很多观众喜欢我早期的电影，我自己却认为我仍旧是一个被动的选择者。

记者:也就是说，时势造英雄，是时代先给了您成功的可能性？如今，您还能保持《红高粱》时代的激情吗？

张艺谋:是早期的时代成就了我，成就了我的这些作品，刚拍电影的时候，赶上全民反思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佳作辈出的，并且没有商业意识的，电影就是人文、人文还是人文，只谈它的人文思想，并且我们有那么多好的厚积薄发的小说作为选择，我们有那么长时间积累要迸发的热性，要在这个时代中发挥，所以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给了我电影作品的可能性。今天不可能重回那个时代了，我们应该坦率地接受那个现实，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作品是还有记忆深度的，是怀有记忆热情的，是因为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今天你可能拍一部电影，但是今天的人不在那个时代了，不是那个定位了。这就有点儿像我们记忆中有一碗饭很好吃，那个菠菜豆腐汤很好吃，真给你今天照着做一碗，不是那种味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时代给电影的是另一个话题或者是另一种所谓的消费文化、娱乐文化或者叫商品时代多元化等，是80后、90后更年轻的观众需求，我们其实不要抱怨时代今不如昔，我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它是必然的。

记者:这触及了迎合市场的问题，对您这个年龄的导演来说，必曾有是坚守还是要妥协的困惑，您是怎样理解的？

张艺谋:在今天这个时代中我们呈现了某种多元化的表达和作品方向，其实很正常，从导演的创作角度也很正常，何况我们的电影作品不是博物馆文化，它是一个时尚文化，或者说是一种节令性的、时间性的文化，因为你不能说这个电影是20年以后去看、去研究用的，那就可能没人注意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注意，所以基本上电影的功能发挥也就是一年半年，对它的话题和延展的东西，就是一年半年就过去了，所以我要说的这种时令文化、时尚文化、流行文化，如果我们电影定位在时代文化上，它就不可避免地一定带有时代烙印。这是当导演的要从根上想明白的事情。

从影展起家，从海外市场起家，今天的张艺谋，最在意的却是中国自己的电影市场和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因为“从电影的投资回收角度来说重点已经完全在国内了。”而且“年轻人对电影的热情和兴趣越来越高，电影的话题很大，衍生的话题也很多，这些都不是几个老外写两篇文章能比的了。”对申奥片或者推荐奥斯卡，张艺谋的态度是，“只能不去想它，也不要拿它作为创作的目标。”

关于改变——眼朝中国观众

记者:您拿奖已经拿到手软了，对奥斯卡您现在还有期待吗？是不是心中已经若有若无地放弃这个念头了？

张艺谋:拿奖我是这样想的，就算你拿到了手软，讲心里话人家给你奖你也不会拒绝。国际上很多导演比我岁数还大，仍旧还去参赛，那你就会问他了，您这个岁数还比赛，是不是还想拿奖？他说我不想拿，我就是来参与，那您就别比赛嘛，因为影展会尊重你不让你比赛，我认为，你给他一种奖肯定他都不会拒绝。所以你说你想拒绝奥斯卡或者说你想自我放逐也是假话。但是我又认为它距离我们比较遥远，每一次中国申奥片或者推荐奥斯卡的时候，媒体上都要说那么一两周这样的话题，似乎拿了奥斯卡奖就会怎么样，实际上当你了解那个规则的时候，那觉得真的是需要撞大运，没有办法去掌控，也没有办法对准目标坚持不懈，因为它无法掌控，它又需要撞大运，所以你也只能不去想它，也不要拿它作为创作的目标。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哪一天拍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大家都说它具备奥斯卡效果，那可能别人一说，又燃起你一点儿兴趣，而这点儿世俗的兴趣我也不要隐瞒，你这个电影有奥斯卡像，你说我不想它，我不要它，那你又装清高了，如果说有那么点儿兴趣你就去培养那点儿兴趣，去撞一撞运，但是撞不上就算了。以电影奖项来论的话，奥斯卡绝对不是最高的艺术挑战，但是它肯定是影响最大的。大陆的导演还没有人得过它，而其他的奖都有坑了，都得过了，所以似乎看谁第一个吃螃蟹，其实就是撞大运，大家一起撞，第五、第六、第七代去撞就行了，撞完之后就没有什么了，撞上了等于这个坑也有人占了，其实也就这点儿意义。

记者:无论您怎么看待奥斯卡，您现在拍的电影非常偏向于国内观众了，您的大想法是为中国观众拍电影了，这是您的一个大转变吗？

张艺谋:确实，这一点是我完全的一个转变，我是从影展起家的，我是从海外市场起家的，我是由外国人先肯定而影响国内的，沿着这条路走过来，今天又最在意自己人的市场和自己人的电影事业，我觉得似乎也是时代给我们的一个暗示。我们就这么说吧，除了影展得奖，现在中国电影的市场已经是海外的很多倍了。从电影的投资回收角度来说重点已经完全在国内了。第二个就是年轻人对电影的热情和兴趣越来越高，电影的话题很大，衍生的话题也很多，这些都不是几个老外写两篇文章能比的了，以前我们可能有两篇中国通写的文章，就能让你沾沾自喜小半年，现在已经都不是了。所以从这种整个的影响来看，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把你的屁股坐到这边来，这是你的根，这是你的国土，这是你的观众，一定是这样子的。

记者:所以，《三枪》您的眼光彻底不朝外了，用上了外国人根本看不懂的二人转地方喜剧？

张艺谋:对，否则我就不会用小沈阳这种演员，因为这种喜剧风格带有地方色彩的，外国人根本看不懂，不知道为什么笑，你要考虑外国人看得懂，你为他们拍，那你压根就得换一个方式，所以在老外那得两个奖或者来几篇文章，说你是什么什么的代表，所有这些东西它的分量越来越轻了，现在能得到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自己的观众爱电影，议论它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最大的一个心理。我倒觉得这个真的是谁不在乎都不行。

记者:您怎样看待中国的电影导演？

张艺谋:简单地说，导演的出发点就是两类，一类是去给影展拍。一类是进电影院给观众拍。在外得奖，大家习惯了，除非他个人老记得这个奖，反倒是我们自己的电影贺岁档、暑期档、春节档也罢，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电影大家在这儿经久不息地在这儿讨论着、议论着、发表着，话题非常好，这就是热情，哪怕他就在骂你、批评你，这就是关注。现在我认为国内关注是一个导演最幸福的事情，我倒是觉得现在的屁股都是坐正了，可能还有少数的人屁股还朝外偏着，那就意思不大了。

电影是要有人看的，当大家都已经不想看你的作品的时候，也就是你结束的时候了。张艺谋“很庆幸现在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导演中，我还是所谓潮流人物，还能跟这些年轻的演员们合作，去制造一些时尚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