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听说平平在年满18岁之前被关在少管所，18岁以后被江青无理指控“企图将其父刘少奇劫往苏联”，进了北京第一监狱。在监狱里，她住的是无窗单间小黑屋，没有书报杂志，而且常常是半年没有一个人和她讲话。所以她就盼着提审,好能见到人并说句话。刚进“一监”的几天，她常听到走廊里有熟悉的脚步声，好像是一个老太太每天去倒尿盆。尽管看不见，但听到老人回应看监人催促的声音后，她知道老人果然是自己的外婆董洁如。她不敢喊外婆，因为怕他们把外婆迁到离自己更远的牢房去。后来，这蹒跚的脚步声也在平平的牢房外消失了。这位获有高等女子师范大学学位的中国女权运动倡导者、优秀的幼儿教育家，就这样孤独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自从颐和园一聚,后来的几年大家时常来往。我们在一起聊天、摄影、学缝纫、学英语……平平学什么都快，有一天她骑车来我家，身上穿的是她自裁自做的一件乳白色细条绒布西服上衣，加上她身材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别提显得多时髦了。我们一起骑车去北京展览馆参观意大利和瑞典工业展览会时，她穿着另一套自己缝制的布衣服，和老外不停地用英语交谈，使我大为诧异。

当时我已有了男朋友。看着平平气度高雅，人又漂亮，可还没有男朋友，我就张罗着帮她介绍了一个不仅长得帅气，而且多才多艺、很有头脑的朋友，是一位大作家的儿子。尽管他们互相很有好感，特别是平平，可还是没成——男方对女方的家庭背景十分敏感，不敢背这个中国最大的“家庭包袱”,让我觉得十分可惜。直到80年代出国前，平平都30多岁了，却连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若不是“文革”,她的身边肯定有的是男士大献殷勤，哪儿会有人对她避之唯恐不及呢?

197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大约10点多钟了，我在楼下煎中药，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平平。我心里很奇怪，她为什么这么晚来，而且外面还刮着风。平平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今天晚上要坐夜车赶回山东军马场，但没有买火车票的15元钱，问我可不可以借给她。我赶紧到楼上向父亲要了50元钱，父亲说不让平平还了。平平不肯多拿，我死说活说，她才最后收下，然后就背着行李猫着个腰在黑暗中告别而去。半夜我醒来，估计她正蜷曲在咣咣当当的火车硬座上，不禁想起一首上山下乡知青编的《告别之歌》:

条条锁链锁住我，

锁不住唱给你心里的歌，

歌儿有欣又有悔,

伴随你和车轮飞，车轮飞。

生活好像，逆水来行舟，

刻下了记忆在心头，

在心头，热似火，

好兄弟啊你可记得，可记得？

杯中滴酒盘中梅，

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掉泪，

泪珠儿飞湿衣衫，

相逢唯恨相见难，相见难。

昨日才相聚，今日又分手，

灵魂离身跟你走，

跟你走，不分离，

好姐妹啊你可愿意，可愿意？

我和父亲为了堂堂国家主席的女儿连15元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感慨了很久。记得我还让在协和医院工作的父亲想办法给平平开一张“疾病证明”，好让她早点从军马场回来，但父亲哪儿敢呀！

“文革”中，虽然平平和弟弟妹妹们互相极其关爱，可我知道她一个人远在异乡，没有同学伙伴，内心是极其孤独的。正因如此，便用知识来充实自己。她告诉我，在军马场白天一天劳动下来，熄灯后她常常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因为这样查房的人不大容易发现。假期回到北京，她每天也要花些时间来看书，思考问题。那时候，刘、邓、陶还都是“死老虎”，一点儿翻案的消息都没有。然而有一天她对我和父亲说:“我爸爸的问题10年之内肯定能翻案……”她此话之后只用了5年，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冤假错案就翻过来了！当我1979年去南池子招待所看望她被囚禁达12年之久、体弱多病的母亲时，我既佩服平平的远见卓识，又感叹她母亲的坚强不屈——一生中最宝贵、最能出成绩的年华——46岁到58岁——她是在监牢中一天一天度过的。“这段历史，”平平母亲说:“我们绝不能再让它重演了！”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洪流，平平终于结束了多年只身远在军马场的生活，调到了食品研究所。我毕业后在北工大。偶尔见面闲聊，平平告诉我，她对祖国的食品研究很有兴趣。她还每天用英语和几个同事对话，并且准备出国留学。不久我们先后到了美国，我单身带着孩子，又打工又上学，孩子又爱生病，和她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后来当我听说平平终于有了伴侣，生了孩子时，心里别提多替她高兴了。

令我自叹不如的是，我家在“文革”中没受冲击，但在祖国建设最需要人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留在美国的相对安逸、舒适的生活。“为两国交流做贡献”的大多数留美中国学者，说白了，很大程度上都是留恋美国的物质生活水准，或个人的成名成家。所以现在当一些“海外学者”对改革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指指点点，甚至骂骂咧咧时，我并不以为然，当然不排除他们很多人是智者爱国者。而平平在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到了曾使她深受伤害的家乡，倾心竭力地投入到了四化建设之中，并且担任了原单位的所长，后来又升任外贸部科技司司长、全国妇联副席。她两次谢绝了单位分房，和母亲、儿子住在复兴门外80年代的两套单元房里，常常忙到深夜。

斗转星移，春秋代序，1992年我到美国东部任教，听一个同学说起早些年去纽约看望平平的事情。她那时还没有毕业，住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地下室里。让同学感到好奇的是，她家地板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毛线团儿。见到老同学，她高兴极了，又买菜，又做饭，忙活了半天。饭后聊天时她手上不停地织着毛衣，一问才知道，是给毛衣店老板打工用来维持生活的。美国妇女一般不会织毛衣,所以手织毛衣在美国卖的价格比较高，但店老板只给平平35美元一件的极低报酬。她在读书之余，除教中文外，还要不停地织才能赚到一点儿钱。

到美国后，平平不靠父母的名气，隐姓埋名，给自己起名叫“王晴”。直到她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导师才从报道中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并为之深受感动。

好好的一个平平，健康、漂亮、开朗、博学多才，但由于长时期的精神刺激和过多的学习工作压力，使她患病后一直昏睡着。每当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无限难过。

历史的放大镜反射着灼热的阳光，聚焦在共和国的“公主”身上。对于历史而言那只是一瞬，而对于镜下的苍生而言，那则是一生。我常盼望，她只是熟睡中的“公主”，有一天一位英俊的王子会来将她唤醒，使她重见这片她和父母为之呕心沥血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