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充满怀疑

从半步桥监狱出来，杨奎松赶上了好日子——高考恢复了。

杨奎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77年了，然后社会上开始第一批招生。年轻人们都觉得是个机会，我也跟着报了名。当时只想学经济，前两个志愿报的都是这个，第三个才填的是历史，因为之前读过一些历史书，对历史还算得上兴趣。

成绩下来，根本抓瞎，考得很差。我小学五年级就闹文革，基本上没学什么知识，唯一的那点东西都是从灰皮书里来的。

前两个志愿自然没戏，没想到误打正着，第三个志愿，却找上了我。当时人大刚复校，老师给我电话，让我去报到，说是学中共党史。

学中共党史之前没想过。跟家里人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前途叵测，走着瞧吧。

那两年，前面的路谁都看不清。上半年，刚刚把那个“白卷大王”张铁生以现行反革命罪给判了，之前他可是红人。接下来第二年还有没有高考，大家心里都没谱，都不知道过了这村还有没有那个店。所以，不如，走一步算一步。

结果我就学了党史。那时候，我已经在工厂里工作了七年，是个熟练的钳工。

从差点成为反革命到糊里糊涂走入党史研究，这其间的阴差阳错只有杨奎松自己体会最深。而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也充满了历史的吊诡，竟然叫《我在战斗的一年里》。

那一年，薄熙来也考入了北大历史系。还有查建英，她被北大文学系录取了。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人，之后的路，是个充满期待的起点。

但在当时，很多人对于这个起点，充满了怀疑，杨奎松尤其严重。

杨奎松:我那时候觉得党史基本上就不是历史，它只讲理论，只讲伟人纪事，不讲历史。历史学的氛围也不好，学历史的人都不搞近现代，尤其不搞现代，他要搞就搞清以前的。因为清以后的东西都说不清楚。所以，近代史完全被党史所替代，都是一批党史老师在讲，也没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史。到了后来党史不作为主课了，又讲革命史。当时全国讲党史的老师有好几万，统统都转向了革命史的研究。到了80年代初，民国史开禁了，党史的一批老师又转到了民国史。所以说，我们之前的近代史班子都是党史的班底。

四年后学校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做编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新材料，觉得很奇怪，很新鲜。

■当时没选择转行？

杨奎松:我这人可能是因为性格的问题，虽然不喜欢党史研究，但是还是没有离开这个领域，我当工人的时候，也算安分守己。我当时就想，既然那么多人对党史存疑，我为什么就不能拨开迷雾，让人们看到真相。

■这个转变看似比较突兀。

杨奎松:也说不上突兀，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件事，我们教研室有个老师，是搞党史的权威。我和他有过一次记忆深刻的讨论。

之前，在我的影响中，毛主席是个独立自主的人，而且特别强调阶级斗争，从不屈服妥协。结果在读史料的时候，在1938年，就看到毛主席讲，蒋介石是国民党的英明领袖。

我当时就很好奇，问那个党史权威，你觉得这个话是真的吗？

他说，这很正常，你看看当时什么背景。我说，这不是在搞阴谋吗？他明明是反对蒋的，怎么还喊万岁。他说，对阶级敌人就要搞阴谋，要不革命怎么取得胜利。

后来做研究，总算看明白些了。我不认为毛主席和共产党，当年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完全是出于阴谋，或者阳奉阴违。这里面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毛主席这个人，在史料里总说他很英明，很有洞见。他从来都是说“这人反革命，我早看到了”，什么苗头也早是他预料到的。说投降国民党，出让共产党的权益，那是王明。毛主席是坚持独立自主，与王明对立的。

这让我始终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并非这样，毛主席在当时并没有那个远见。

那时候，在报纸上，毛主席的言论都是拥护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如果说这是阴谋，是做样子，但是在内部的会议上和党内文件上，毛主席也是这个态度。

从内部讲话中，共产党当时唯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未来是我们的，但当下是大家的。而且对于未来，在当时当下，没有一个人是坚决的。

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就那么几万人了，日本人又打来了，国民党二百多万军队，在那个形势下，共产党不看清自己的形势，改变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虽然共产党有远大的理想，但是在当时他们的远见也仅停留在共同建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目标上，这些话都是毛主席讲的。

到了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毛主席回顾过去，态度出现了转变，他说，我们曾经改造过国民党。之前，他都说，我们曾经相信国民党。从“相信”到“改造”，即是毛主席和我们党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既然想得这么明白，为什么后来又转行去做近代史研究了。

杨奎松:不转变，就没有如今这般海阔天空的研究了。这一点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

在学校的时候，说实话，党史课的老师都不大容易受到学生们的敬重。原因很简单，他们讲的东西课本里都有，我们知道的，他们不接受。

到了中央党校，我才发现，事情本不是那么简单。当年从事党史研究的有好几万人，但多少年来，不仅研究上禁区重重，而且手头资料少得可怜。

后来，民国史相继开放，大批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转行。而这一转，竟然就海阔天空了，不少做出了成绩。换句话说，这叫距离产生美。

怀疑是种美德

杨奎松的不安分在1987年，又给他惹来了麻烦，这也许才是促使他转向近代史研究的真正诱因。这期间他接连不断的发表一系列充满怀疑的文章。终于在这一年，一位领导发话，像杨奎松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搞党史研究。

于是，杨奎松被迫完成了转身，进入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而这一转，也正如他所说的，竟然就海阔天空了。

杨奎松:党史研究到现在为止的变化，只是曾经的一些冤案、错案，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平反，出现了一些去伪存真，也涉及了上层的一些人物。但最核心的内容，依旧没变。

实际上，国内的党史学者基本上不读外文，一方面他没有这个训练，另一方面他也不屑去读。不利用外国档案，不利用国民党的档案，因为他们觉得那些都是假的，更不在乎一些民间的档案。他们只用中共档案里的那些资料，因为他们觉得只有那些才权威。这其实是很有害的。比如，我长期关注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必须得去看俄罗斯的一些档案。如果只停留在国内，关起门来，没法对话。

而我不同，我站在历史圈子里研究党史，之所以新鲜，说白了是有点跨界。

2007年，杨奎松出版《开卷有疑》，这也是他以怀疑的治学方式不断从内心发问得到的一些答案。在这本书里，杨奎松第一篇文章讨论的问题就是，孙中山到底爱不爱国？

爱不爱国，怎么爱国，这是自“五四”以来盘旋于每一个年轻人脑子里的问题。直至折射到当下，杨奎松觉得，他后面的问号，比他承载的内容更具意义。

杨奎松:现在的年轻人都讲民族主义、讲爱国、反西化。我觉得，中国西化最严重，也是最彻底的阶段是从1949年开始的，也可以说是从土改开始的。因为从此以后，很多方式都不是以传统方式继续的了，比如教育，社会统合的方式，制度层面的东西都改变了，这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繁体字到简化字，后人读不懂前人的东西了。再到普通话，虽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实际上在教育和社会的各层面，当时传统文化还是占很大的分量的，国故的整理，大量古籍的出版在当时的社会还是影响很大的，可是自从推行了简化字和普通话之后，这些传统都割裂了。

回头说土改，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他涉及到我们党与农民的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之前农村那种田园式的生活，一系列的传统都被改变了。

而更为吊诡的是，土改还对生态产生破坏。本来它土改，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你就得让土地回归农民，让农民有土地所有权，但随之而来的开山伐林又对农村生态产生了破坏。比如我们看湖南华南虎灭绝的经过，我们就会发现土改竟然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当地的农民们不仅分了土地，又分了山林，农民向山里要发展，先是杀野猪，野猪没了，老虎就到村里来要口粮，吃了好多村里的鸡。农民没办法就开始打虎运动，当时出现了很多打虎英雄，各地都有，打到1957年，基本上把华南虎打绝了。你就可以看出，人和自然的冲突竟然是土改被引发的，你就觉得很吊诡。

中共当初也曾尝试过赎买，但是中共对于地主士绅的态度还是没变，它还是要打，把地主、士绅的威风打下去，然后必须把穷人扶上来。因为不杀杀他们的威风，那些地主还在农村，还是一霸，共产党的权威建立不起来。

所以，中共土改还是以打字为主，赎买为辅。

比如你看韩丁的《翻身》你就很明白，这种暴力土改对于中国的影响，它把中国农村社会的精英彻底打散了，后来又把他们打入另类成了黑五类。穷人翻身，而后者的文化是受限的。

今天看来，土改的那些后果在近三十年又逐渐恢复了。因此，我们说这种改变不可能是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中华民族是太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农民与土地的原始关系，在一个阶段被冲破了，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的根不会断，会慢慢的恢复。

但从文化的角度讲，土改的确造成了永恒的割裂，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文人都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只是到二三十年代之后才有了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农村的那些教育，士绅阶层的影响等等都是中国过去社会的缩影。这方面的破坏，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是有很大的阻断。

我记得90年代初，我和台湾学者通信，我就觉得很不习惯，因为他们有很多传统的敬语，是我们不用的。他虽然80多岁了，但是还称呼我，奎松兄呀，这会让没有受过敬体教育的我，感觉很不适应，感觉自己一下子对于礼仪的无知跌落到了极点。

我当时就觉得莫名其妙，而且大陆的人都不习惯。现在这种失礼达到了什么程度，告诉你都不相信。我的学生已经连你和您的分别都不知道了。

不是我非要当那个“您”。在这里，中国的文化显然都是通过礼仪，通过人和人的关系来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因为你有中文，就是中国人了，你会说中国话就是中国人了，这其中丢失了很多内在的东西。 H

相关链接:学者沈志华 “严打”后第一个被释放的人(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