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不妨将这一时期称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为了实现宏伟的目标而进行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和奋斗。但由于在重大的选择与努力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中国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文化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就难免为后人评价此段历史罩上一层云雾，使之不容易看到或者是容易过低地估价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

客观地看，中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展，形成了许多至今看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即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之中，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凌辱和侵害，割地赔款，治外法权，就连关税都不能自主，民族的尊严丧失殆尽；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因此，“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独立和统一，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获得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中国人民由此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这是那个时代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试想一下当时的中国民众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在1949-1976年间不仅得以保留，而且得到了强化。

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于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现时代的中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与借鉴。其一，自力更生的精神。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必定会演化成自力更生的精神，而自力更生的精神对于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要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没有灭亡，那么，它的一切重大变化的根源在于其自身体内，外部的因素是无法予以取代的，对于一个大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毛泽东所说“自力更生”一语，至今看来仍是寓意很深。其二，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也必然会造成强烈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在别的民族压力面前，本民族的成员、本民族内的各个利益集团与阶层，可以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凝聚力。由于目标的一致和简洁，本民族原有的某些隔阂和离心因素可以程度不同地减弱。

虽然我们可以遗憾地指出，当时中国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没能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自力更生精神只是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因而所产生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正是这种民族自尊与自信为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50年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峙，60年代则是中苏、中美之间的对立，因而中国不可能进行十分正常而有效的对外开放。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仍能获得较为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民族自尊与自信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所提供的持续不断的动力。

（二）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虽然从洋务运动时期便已开始出现，但是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一直步履维艰，呈现出低度发展的状态。建国以前，中国的工业不仅规模小，而且几乎谈不上结构的体系化。194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 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量十分低下，甚至落后于印度:原煤为0.32亿吨（印度为0.32亿吨），原油为12万吨（印度为25万吨），发电量为43亿度（印度为49亿度），钢为15.8万吨（印度为137万吨），生铁为25万吨（印度为164万吨），水泥为66万吨（印度为186万吨）。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中国的机器大工业仅占17%，根本谈不上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1949年以后，中国把发展工业作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任务来看待。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首先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此后，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便一直成为中国经济活动基本的指导思想。“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中国为发展工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的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工业体系终于得以形成。1976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为3278亿元； 原煤产量为4.83亿吨（印度为1.04亿吨），原油产量为8716万吨（印度为866万吨），发电量为2031亿度（印度为956亿度），钢产量为2046万吨（印度为931万吨），生铁产量为2233万吨（印度为1000万吨），水泥为4570万吨（印度为1870万吨）。 中国工业的门类已基本齐全，工业体系已经建立。除了钢铁、煤炭、石油、纺织等工业部门外，中国还建立了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汽车、飞机、核工业、电子等现代工业部门。交通运输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中国的铁路营运里程为2.18万公里，1976年上升至4.63万公里；1949年，中国的公路里程仅为8.07万公里，1976年上升至82.34万公里。 这一时期，“对大江大河的开发治理也取得了可观成绩。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刘家峡、青铜峡、盐锅峡等大型水利工程和丹江口大型水库的建设，不仅对于防止黄河下游和长江主要支流的一般洪水发挥了作用，而且收到发电、灌溉等多方面的效益。”

（三）科学技术基础的初步奠定

194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刚刚起步，规模很小。新中国建立之初，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的人数只有42.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仅为269人；1957年，经过了数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仍然没有非常明显的起色，科学研究支出总额为只有5.23亿元，科研支出总额仅占财政支出的1.7%。 再者，建国之初，中国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尚处在空白的地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事业。1949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1956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并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1年，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用以纠正“左”的因素的不良影响，鼓励科学技术界“出成果，出人才”。以后，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具体地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

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国家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这主要反映在科学技术队伍的扩大、经费的投入、研究领域的拓展、重要研究成果的形成等方面: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科学技术人员的人数已达434.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为593.3人；1976年，科学研究支出总额为只有39.25亿元，科研支出总额仅占财政支出的4.9%； 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有生物活力的牛胰岛素，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与回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学家的地质力学的理论与应用等等。

（四）社会动员的有效组织与实施

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社会动员的基本特征在于广泛参与性、一定程度的兴奋性目的性和秩序性.中国在1949―1976年的近30年间，社会动员的范围之大，社会动员的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

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这就使当时空前的社会动员成为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毕竟还不是现实，尚需要进一步的转换方能成为现实。而在当时，又恰恰存在着有助于这种转换的两大杠杆。一个杠杆是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地位，而且,毛泽东本人又特别的重视人本身的解放、偏爱群众运动。另一个杠杆则是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对于各区域、各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极为有效。领袖人物的伟大与执行系统的有效,最终使空前的社会动员在当时成为一种现实.

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当时，几乎所有的领域如政治、经济、知识等领域里都曾进行过社会动员。其二,规模大,程度高.这一时期的许多次社会动员,几乎都是全民动员、全国动员。其三，持续时间长。从1949―1976年这近30年间,社会动员几乎没有中断过,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其四,总体上的可控性。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有时过于情绪化，而难以控制，但总的说来，还是具有秩序性、可控性的。这一时期社会动员的发动往往是由决策者所直接促成的，而一旦达到目标或者出现了问题,则往往也是由决策者予以终止的。

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对于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难以替代的推动作用:其一，空前的社会动员是中国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动力。在社会动员中，社会成员的主体能力能够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及资金总量不变的前提之下，投入的劳动量越大,所得到的产出也就越大。而在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意味着空前的劳动量的投入，因而经济的现代化便获得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在空前的社会动员中，人们的道德取向、价值取向、信仰以及行为方式很容易溶为一体，所以这时社会成员相对以往来说不会非常看重个人收入的增长问题，不会过多地考虑个人的生活问题。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资金的高积累。而高积累又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的重要原因。其二，有助于民众素质的更新与提高。通过社会动员，可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声势，使社会成员为接受新的观念、新的知识以及新的行为方式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促使广大社会成员在兴趣、动机方面实现有益的转移。通过社会动员，可以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需求取向向更高层面认同，从而更为主动地进行自我素质的更新。这样，不仅可以使社会的某一部分直接得到了发展，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动力。当时一度所提倡的学文化、技术革新等活动便是成功地使用了社会动员的方式，从而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其三，有效地解决了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某些难题。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现代化的始初阶段，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社会动员对于克服、解决这些问题的克服、解决而言，具有某种独特的效应，可以造成某种有益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压力。例如，60年代初期，中国城市里的人口数量相对偏多，正是通过社会动员等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人迁回农村，从而缓解了市政方面的许多压力，避免了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所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

现在看来，同别的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动员方面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从近现代以来就有此传统，更因为我国是一个重视群体的国家，因而社会动员的潜力比较大。只要启动得当、使用得当，社会动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许多国家都不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