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试点的夭折

经济观察报:国有企业改革的波折，也使得股份制的思路开始受到重视了吧。

厉以宁:谈不上重视，但是在大家的呼吁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改革方案开始出现。1984年我在安徽马鞍山市所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直接论述了中国所有制改革问题，包括企业发行股票、职工入股、组建公司集团、居民成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等设想。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大概在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考察团也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多卷本的调研报告，对中国存在的经济问题和可选方案提出系统的意见。报告提出，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和企业间的恰当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可以将国有企业的财产划分为股份，分散给若干不同的公有机构，如政府、银行、养老金基金、保险公司、其他企业等持有，以此将国有企业改造成为公司制企业。股份制为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经济观察报: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同时提出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改革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

厉以宁:为什么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城市改革的重点？因为这时期非国有部门活力提高，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改革却远远落在后面。因为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企业制度，效率没有多少提高，生产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大量能源投入，特别是投资支撑。而仅仅“扩大企业自主权”不能建立有效的产权约束和市场竞争约束，企业财务预算约束反而更趋软化，作为国民经济支柱部门的国有经济大量“失血”。

经济观察报: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世界银行的方案没有被采纳。

厉以宁:当时世界银行建议中国采用休克疗法，通过放开价格的方式进行改革。二战后，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一夜之间废除了价格管制，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北大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情况和西德不一样，西德的放开价格可能有效，因为它是私有经济，中国的公有经济放开价格可能就没有效果，所以中国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革，首先把微观基础调整好。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先要突破单一所有制形式，而不是先放开价格。

厉以宁:如果先放开价格，废除命令式的体制，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以后，是否就具备了市场运行的充分条件？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

当时企业搞承包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提高利润多分成，有的承包者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设备该维修的也不维修；该提折旧的不提折旧，或者少提折旧，把折旧变成利润，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的设备造成损害，表现的上缴利润和财政的增收实际是企业的存量资产，承包者所得是挖财政的墙角，挖国有资产的墙角。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仅仅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角度，对企业的经营权进行改革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入到企业所有权的改革，深入到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的改革上来，改革的方向就是实行股份制。

经济观察报:虽然看似与你1980年提出的股份制一样，但此时你已经把股份制看成了改革的方向。

厉以宁:名同而实异。1980年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就明确说实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

1985年，德国一个以施耐德为首的“五贤人委员会”访华团，在会见国务院领导人时，国务院领导人曾咨询他们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建议，德国专家当时没明确表态，说研究不够，等思考成熟再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年他们真来了，住在钓鱼台，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去谈这个事，他们明确提出，发展股份制是一种好形式，既可以保持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又有可能避免国企的政企不分积弊，哪怕是国家股份很大，但它的一套操作办法可避免政企不分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1985到1986年间，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不少“整体协调改革”论者参加了改革方案的设计。而你对这个方案明确表示反对。

厉以宁:当时国务院关于价格改革的决定要出台了，要求放开价格的呼声很高，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征求我的意见。我直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观察报:这个观点你在1986年5月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上也讲过。

厉以宁:听众有上千人吧。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进行了比较。两年以后的1988年，因为价格闯关而引发的抢购热潮初步证实了我的论断。

经济观察报:1986年你已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你的意见与当时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主导观点有分歧。

厉以宁:“文革”前我到湖北江陵县参加“四清运动”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布衣莫问官场事”。系主任不是官，我也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得出的研究结论。这时候谈股份制和1980年就不一样了，1980年谈股份制主要是为解决就业问题，到了1986年就是整个中国改革思路的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而你个人的思想以一贯之，认为股份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厉以宁:对。但是当时不好提啊，人们的思想不能接受啊。

经济观察报:当时社会上反对股份制的声音仍然很大。甚至有人说，厉股份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厉以宁:压力很大，总起来说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这个大帽子当时是很吓人的。即使是经济学界人士，也对股份制的性质有顾虑。不少人反对股份制，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如有的学者针对利用股份制可以克服国有企业的短期行为的观点，提出全民所有制并非必然产生企业短期行为，克服短期行为也不必采用股份制的办法；有的学者站在搞活企业的角度，认为股份制与搞活企业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学者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会产生一系列弊端，如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感、助长投机心理以及为新的不正之风开辟门路等问题，提出股份制决不是什么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就会变公有为私有；有的学者则对股份制的程度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认为国有企业可以推行股份制，但不应该推行股份化。还有的学者担心，推行股份制企业并不一定能够使产权明确，制止企业的短期行为和浪费，等等。当然也有学者同意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可是许多人对到底什么是股份制不甚了了。在他们心目中，股份制就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而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所知不多。

经济观察报:从80年代中后期，理论界开始了关于股份制的激烈争论。

厉以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股份制是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个大方向问题上。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我是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和方向的。我当时就明确提出，股份制本身没有什么社会性质，其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二者的关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股份制是一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的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1986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以后，我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

经济观察报:1986年你多次论述股份制，从此有了“厉股份”的称号。

厉以宁:张劲夫看了我的文章，推荐给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说北大有一个新的思路。1986年11月我随胡启立到四川考察，想在那里搞股份制的试点。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很支持。为什么选在四川呢？就是因为那里国有企业多。但是我们从四川回来才两个月，耀邦同志辞去了总书记一职，股份制改革的设想也就不了了之了。

经济观察报:试点中途夭折了。

厉以宁:夭折了。前不久，杨汝岱还讲过，如果当初听了厉以宁的建议，四川把股份制搞起来，那么四川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1987年5月份，承包制正式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