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国有企业改革

经济观察报:所有制改革在当时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主要是讲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厉以宁:是一块啃了多少年的“硬骨头”。单纯从词汇上讲，“改革”可以追溯到1956年。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对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是这种经济改革并没有经过理论的科学论证，而是按照领导人的意志来进行的。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把从苏联引进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归结为管得太多，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以致只有中央的积极性，而没有地方政府、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了整个经济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开出了“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个处方。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毛泽东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为指导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

厉以宁:也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当时的领导人把“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现象看成是问题的本质，企图在保持行政性资源配置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只要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经济就会飞跃发展。其实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与市场经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相去甚远。结果当然只能是南辕北辙，再加上“文革”的混乱，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大灾难。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1978年末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厉以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仍然延续了向企业放权让利的思路。最早是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了若干工厂进行试点，扩大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超计划产品、提取和使用利润留成、任命企业下级干部等方面的权力。试点的效果不错，于是中央有关部委推广了这种扩权试验，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到1980年已经扩及到6600多个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占到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的70%。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说明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有效的？

厉以宁:一开始确实是有效的。尤其是在“扩权”开始的几个月中，因为企业自主权增大了、物质刺激增强了，显著提高了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工资奖金发得越来越多，职工的胃口越来越高，刺激的效果却越来越小。其中的秘密并不深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企业并没有建立一套妥当的企业制度安排，没有正确处理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一般职工的关系。结果是企业发放的奖金、补贴等越来越多，而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和财务计划的情况却越来越差。

经济观察报:1979年作家蒋子龙发表了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小说塑造了一个企业改革典型，厂长乔光朴把全厂近万职工都推上大考核、大评议的第一线，把不称职人员撤离岗位，迅速提高了生产人员的素质，使全厂劳动生产率节节上升。但是他去搞厂际外交搞原材料时，却因不满新兴的“关系学”而大败而归。

厉以宁:这是一个改革者的悲剧。因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并不足以使国有经济单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经营。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八十年代初期陷入了困境。

经济观察报: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改观，农村的改革却大见成效，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描写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新形势，唱响大江南北。

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初，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明显的成效，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进入1983年，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将改革向城市全面推进，就成为大家思考的问题。邓小平主张改革可以向城市推进。怎么推进？一些领导人提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的口号，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全国国营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其实在此之前，在农村改革的巨大影响下，企业改革在当时机制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国营企业以及所谓“大集体”企业中已经悄悄地开始试验了。

经济观察报: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当时时髦的概括是“打破大锅饭”。该厂成为浙江省的先进企业，步鑫生也成为1983年的改革典型。“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据说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上车水马龙，挤满了前去参观学习的人们。但是到1988年因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善,步鑫生被免去厂长职务。

厉以宁: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光芒之所以难以持久，根本原因在于国企改革的核心命题一直难以破解。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从企业来看，实行了承包制的企业在开始的短时期内对于促使企业增产增收有很强的刺激作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承包基数因为没有客观科学的标准导致企业“苦乐不均”，承包办法大大刺激了短期行为等，结果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物价的上涨。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停止在城市推行工商承包制，加快“利改税”。

经济观察报:“利改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

厉以宁:可以这样说吧。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世界其他国家除苏东国家外，国有企业跟国家之间都不存在交利润关系，而是交所得税，即国家制定一个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按所得税法依法交税，利多多交，利少少交，没有不交。由此我们改成利改税或称以利代税制度。但因为财政负担大，不可能把税率定得很低，只好定了一个世界上最高的税率:55％，企业很不满意。而且即便是余下的45％也不能完全留给企业，否则财政还是活不了。因此还要通过企业与国家的谈判，给国家交一笔利，起一个名字叫“利润调节税”，实际上是利多多交，利少少交，绝大多数给了国家，企业的积极性不可能高。由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没有到位，仅仅“利改税”仍然没有实现企业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和平等竞争。搞了四年，结果连续二十多个月企业上交财政任务完不成。1986年底，财政收入上不来，企业交不上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