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地处云南边陲的拉祜山乡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平时连油灯也点不起的老乡，此时也搜罗出几张角票，买上一些煤油盐巴之类，准备过节。境况稍好的人家则宰头肥猪，酿点新米酒。至于烟花爆竹等玩意儿，对于这个穷得叮当响的东主山寨而言，简直是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品。

三个月前，为了根治祖祖辈辈令人心寒气短的贫穷，生产队派出四个老乡和我们三个上海知青，去离寨子好几公里外的一片荒山上，创办石灰窑和采石场。大年三十那天，四个老乡都回家团聚去了，只留下知青小邱、小吴和我看守工棚。寒风呼啸，山坡上的荒草在风中簌簌抖动，原先还有几分热闹的工地一片死寂。在冷落破烂的草棚里，三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只有形影相吊，相对无言。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

老乡临走时留下的一罐家酿的米酒，还有几棵毛杆青菜和盐巴辣子。瓦罐里残存的几星油花，早已在时涮在菜汤里享用了，这没肉没油的惨景——究竟过的是什么年哪？就连《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负债回家，尚且能包上饺子与喜儿“欢欢喜喜过个年”呢……唉！我无奈地扔下破油罐，愁眉紧锁。

小吴抱着粗大的竹制水烟筒，咕嘟咕嘟猛吸几口，喷出一串烟雾，也是一脸苦相蹲在屋角。在久久的沉默中，小邱忽然用手拍了拍他那宽阔的额头，浓眉下的双眼一闪，说道：“有了！咱们去买条狗来，煮它一大锅，不就是美酒佳肴俱全的年夜饭么？”我和小吴就像落水者在慌乱中抓住一团稻草一般高兴，连忙点头称是。

我们三人兴冲冲地翻山越岭，走到附近一个名叫“白塔”的拉祜族寨子里，操着生硬的拉祜族语，挨家挨户地问：“迫货艾马作拉？（注：有没有狗可卖的？）” 在扎妥大爹家正好有一条生病的黄毛家犬，看样子并不瘦。我们从衣兜里摸索出分币、毛票，凑足两元钱将那条狗买下（现在想想当时的物价真够便宜的），用绳子套住脖颈费力地将它牵回石灰窑工棚。

别看它是条病狗，要押上刑场还挺不容易。我和小邱一起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套住脖子的狗往树丫枝上一吊，马上使劲收紧绳索。霎时间那狗便被悬在半空中。只见它汪汪乱叫，拼命挣扎，好像知道自己大祸临头，眼里噙满泪水……我很不忍心，便将脸偏向一旁。唉，要说知青的生活像苦藤上结的苦瓜的话，依我看这条狗比我们更可怜……此情此景，真可谓“断肠人对断肠狗”啊！

憨实的小吴手持一根杯口粗的木棍，口中念念有词道：“今天我们过年没有肉吃，黄狗啊黄狗，实在对不起你喽……”话音未落，他突发狠劲，照狗头正中就是一闷棍，随后又补了两下。那条不幸的黄狗喉管里呜咽一阵，顿时在嘴角淌出冒着气泡的鲜血，命丧黄泉。

火焰在欢快地跳舞，燃烧的木柴时而发出火花炸裂声，煞像是为我们鸣放辞岁的爆竹。不久，熏得黑糊糊的铁锅里升腾起蒸汽，飘散出诱人的狗肉香味，让我们垂涎三尺，恨不得立刻伸手去锅里捞……等到万事齐备，端起山民的大土碗喝米酒，就着铁锅大块大块地享用狗肉时，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这种场景可算是平生第一次呀，倒有几分像小说和电影里描绘的绿林好汉——痛快，痛快！此生愿醉不愿醒，何必苦恼对人生……

我提议各自说出一个心愿来，为新年祈福。我首先说：“实在太想家啦！但愿明年的今日，能让我回到上海和全家团聚一次，就是累死在这穷山沟里，也值！”小邱叹了口气，接过话茬：“我在苦熬，也在盼望，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抽调进县城，有份工作，吃上商品粮，我就心满意足了。”小吴满不在乎地抹抹油光光的嘴巴，粗声大嗓地说：“依我看，只希望有朝一日咱们哥儿几个开个狗肉馆子——小罗你当老板，小邱做帐房先生。我嘛——仍旧当屠夫，兼做大厨师！”（不料此话竟然一语成谶，在1971年底知青上调时，小吴被分配到思茅镇的一家国营饭店当了厨师。）

小吴的黑色幽默，使我们破涕为笑，索性丢开烦恼开怀畅饮，酒香肉香伴随荒山野地的除夕夜。火塘在熊熊燃烧，我们醉醺醺的脸上泛起幸福的红光，神吹海聊的话题似乎给了我们某种精神解脱，暂忘了旱季里顿顿盐巴汤下饭、雨季里双腿溃烂流脓的痛苦，暂忘了每天抡大炊执钢钎打炮眼留在手上的老茧和血痕，暂忘了无边的乡愁寂寞和对难以预测的命运的担忧……在漫漫长夜中，三个难兄难弟虔诚地翘首盼望天亮——相信明天我们将拥有一轮崭新的太阳！

1970年除夕夜——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就这样在四面透风的石灰窑破草棚里度过，永志难忘，那里无语的群山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