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野趣

兵团的农活虽然艰苦，可是由于连队在完达山脉，又守着饶力河，所以这种山野的生活也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

实际上那里的老职工也是过着半狩猎半农作的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生活环境，连队家家养狗。他们养的狗可不是城里的宠物，那是生命攸关的朋友。这些狗都是真正的猎犬。连队老职工男子汉们家家都有猎枪，每当一个人扛着猎枪出门，连队的狗就会前呼后拥地随之进山。这些狗看着都是高高壮壮的，可是分工明确。有跟溜的，所谓跟溜就是这样的狗嗅觉最灵敏，同样是动物的脚印，它们很快就能辩明动物逃匿的方向，它带着猎人追踪猎迹肯定不会让你失望；有打冲锋的，这样的狗最勇猛，发现猎物时，它们率先往上冲，毫无惧色。如果野兽暂时挣脱狗的撕咬，向猎人扑来，这种狗对主人最忠实，它们往往奋不顾身地将猎物再一次死死咬住，等待主人开枪，有时狗也死在枪口下。我们在连队食堂的门边经常看到受伤的猎狗，它们的肩头或肚子上有一个大血口子，据说都是打猎时受的伤，有的是野猪用獠牙捅的，有的是黑熊咬的。它们就卧在那里，不断地用舌头舔伤口，狗的唾液可能对外伤有疗效，舔来舔去伤口慢慢就好了。如果猎狗在打猎中死去了，猎人会伤心无比，他们会深情地将生死患难的狗朋友安葬在山岭之上。

我们虽然没有老职工那种狩猎的本领，但是小打小闹还是会的。冬天我们到山上套兔子，采蘑菇。兔子不冬眠，雪下过后它们出来觅食会在雪地上留下脚印，而它们往返都走这条路。我们用细铁丝围成拳头大小的套，然后将铁丝拴在兔子脚印旁的小树上，兔子急匆匆沿着原来的脚印一跑，脖子就会钻到铁丝套里被套住。铁丝套头天晚上拴上就不要管了，第二天早上就等着捡兔子吧，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当然也有时去晚了，兔子已经被食肉动物吃了一半了。

在连队旁边的山上还有猴头蘑、榛蘑、椴蘑，皆是蘑菇中的珍品。猴头蘑就是长得象猴头一样的蘑菇，通常长在柞树着过山火的树疤里，那黑乎乎的地方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猴头状的白蘑菇，脑袋上还有一丝丝的"黄头发"，和猴头几乎一模一样。椴蘑是长在倒下的椴树上的蘑菇，有时一棵枯树就可以采一麻袋椴蘑；榛蘑是长在榛树下的蘑菇，这些蘑菇都是鲜嫩无比。有了兔子再炖上蘑菇，一顿丰盛的美食就做好了。连队傍边有一个不知何人所弃的小茅草屋，那里就成了我们几个北京、天津、东北青年的聚集地，我们总是想着法捞鱼、找山货改善生活。哎，我们可不是光上房掏鸟干那调皮捣蛋的营生，偶尔也交流交流学习心得。在这个小茅草屋，年纪最大的是北京知青张喜斌，他是高中生，自己的家当里有一本发黄的书《形式逻辑》，可能他已经把此书研究的熟烂于胸了，慷慨地把书向我手上一递说，送给你吧。我以前在市里下乡前曾在厂里图书馆看过大量的小说（那时还没搞文革），可是形式逻辑从来没有听说过，日后的翻阅过程中，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了逻辑的力量和逻辑的简洁与美丽。后来此书又一直陪伴我到部队、转业，因为搬家也是因为现在此类书太多了，那本黄皮儿的《形式逻辑》才不知所终。

哎，有点跑题了，还是书归正传，说山间野趣。

在连队我们也吃过山珍美味。春天鹿发情时喜欢舔碱。猎人们就将碱用土搅拌好，放在一个窖上，这个窖的木头已经用锯锯过，上面用树枝都掩盖好了。鹿的嗅觉特别灵敏，老远就能闻到碱味，它到窖上一舔，断木支撑不住，鹿就掉到窖里。我们连队春天时窖住一头鹿，老职工在村外围了一片栅栏想把鹿养起来，可是连队的狗整天到那里狂吠，鹿抗不住惊吓，几天就奄奄一息，连队食堂就炖了一锅鹿肉，让大家饱餐一顿。还有一次老排长赵喜瑞打了一头野猪也送到食堂，让大家吃了一顿野猪肉包子。

因为连队靠近山林，职工们除了打猎，还可以从山上捡到鹿角。每年春天鹿都要脱角，再长出新鹿角。鹿脱角通常在山坡朝阳的杨树林里。那时一副鹿角能卖三十多元，等于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不过，老职工捡鹿角也出过事。我们去的那年秋天，连队老职工老赵到山里捡鹿角几天没回来，连队上下都很着急。一场大雷雨过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连队负责跑团部的轮式拖拉机从山里出来，走到靠近山边的五号地时，坐在拖斗上的人看到麦地里卧着一个人，一看正是老赵。他们赶快开回连队报信，连队的知青几乎倾巢出动，走十几里地到山边看老赵。当时他卧在麦田里，因为死后可能已经晒了一整天了，脸上已经变黑，蚂蚁爬了满脸，一道一道是蚂蚁爬过的沟槽。他的身上背着两个大鹿角。事后大家分析老赵肯定是迷路从山里转不出来了。等到找出来连累带饿已经坚持不住了。从他身上看倒是没有被雷击打的痕迹。

交通闭塞

我们在连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千百年来农人的日子，此外还感受着东北大片湿地、山林带给我们的野趣。慢慢也就习惯了，倒不觉得太过艰苦，只是偶尔大家在锄地时直直腰，也会发发感慨，我们这一辈子就在这里度过了吗？不过那时都还是小青年，大家玩兴浓，瞬间的忧思转眼就会忘到九霄云外。

我们不习惯的是，连队离团部近百里，没有公交车，交通通信实在不方便。那时每个知青家里都没有电话，更没有今天人手一部的手机，每人与家中的联系就靠写信。而来信都是先寄到团部，再靠连队到团部办事的唯一一台轮式拖拉机把信从团部带回来。拖拉机基本上是每周到团部去一次。到了拖拉机从团部回来的时候，那就是连队的盛大节日！全连的知青都会涌到宿舍前的场院里翘首等候。晚上拖拉机从山里一钻出来，就有两条灯柱从山前的五号地那里射过来，这时就有人喊，来了，来了！人群就有些骚动。这时拖拉机离连队还有二十多里，还得开近半小时，原来闲聊的也都停下来开始读秒。此时拖拉机转弯，车灯已经看不见了，等车灯再次射过来，拖拉机已经进入连队的拐角了。车一停下，连里的头头就会大呼小叫地嚷：卸货，卸货。可这时没人理他。先是眼疾手快的知青从驾驶员手里抢过信袋，开始大声念收信人的名字。收到信的快速离开到一边读信去，而没听到念名字的则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等到都念完了，还要凑到前面再问一句，没有我的吗。直到确认家里没来信才怏怏地离去。

我到连队二个月了，还不知道团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们几个要好的知青一商量，觉得也应该到团部看看。当时说好拖拉机早上去晚上回，我们请了假说好当晚回来，便乘拖车一路颠簸地到了团部。团部当然比连队热闹，我们兴匆匆地玩了半天，到下午准备乘拖拉机返回时，驾驶员告诉我们车有毛病准备在团部修车，今晚不回去了。这下可把我们坑了！兵团虽然不是部队，没有那样严格的请销假制度，可是毕竟也是半军事化组织，而且处处在向军队看齐，请了假不按时回总是一个问题。我们一商量，怎么办？那时年轻气盛大家决定往回走。当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团部离连队有九十里的山路。我们既然决定走就不再犹豫，抬起脚板就开拔。

这是我们第一次一步一步地丈量这片秀美的山林，进入山中那段树木掩映的道路时，我们最初还有兴头嘻嘻哈哈，听林中的各色鸟鸣，看路边自由自在开放的野花，觉得十分惬意。可是到了后半夜，脚已经抬不起来了，关键是渴，那时也没什么瓶装的矿泉水，大家的嗓子里都要着火了。到了后半夜二点多我们终于走出了大山，来到五号地。又挨了一个小时我们才回到连队。这时大家已经渴的受不了了。有人出主意，我们到西瓜地里去吧，于是这五六个人一起跑到瓜地，每人就地一坐，挑一个大西瓜用拳头一砸，就狼吞虎咽地嚼起来。那次可能是我这半辈子吃的最甜的一次西瓜！

地域磨合

任何生活环境生长地域不同的群体遇到一起，都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人们把世界分为"内团体"和"外团体"，对前者而言，个体把自己看作是其中的成员；而对"外团体"则相反，"外团体"成为"内团体"泄愤和不公平对待的对象。实际上小到一个群体，大到一个种族，相遇时的磨合大抵都是这个过程，经过磨合，两个群体之间的单个个体才会从对方的群体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到了这时，"外团体"和"内团体"的界限才不那么泾渭分明。当然也有难以融合的，极端者就是世界上的那种种族大灭绝。

我们连队知青之间也经历了这个磨合的过程。开始时基本上都是每处的知青自己内部交往。而且确实把与自己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知青看作"外团体"，处处瞅着不顺眼。

当时，齐齐哈尔的知青就看不惯北京的部分知青。当时连里北京来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北京景山中学的，这部分人可能工人家庭出身的居多，比较朴实，大家倒是相安无事，可是另一部分来自北京四中，可能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家庭或干部家庭的，我们齐齐哈尔的这部分同学大部分也是工人家庭的孩子，当时看不惯北京四中学生主要是两点：一是他们弄个收音机总听美国之音和苏联电台广播，那时就是听敌台，而且他们也不收敛，收音机就那样哇哇地响，当然现在想起来人家是关心国际大事，立足二十连，胸怀全世界，我们这些同学思想觉悟反而不如人家，生这无名火实在没有必要；此外就是他们干活太不认真，连队盖房子的砖头都是自己烧的。每次往窑里装砖坯我们都是分外认真，因为这砖坯要和泥、脱坯、晾晒，等到上窑的时候已经经过好几道工序了。可他们站成一排传递，前面的人不是细心地将砖坯递给后面的人，而是扔。一接不住砖坯掉在地上就会粉身碎骨。当时，我们的同学里有莽撞之人，挺着脖子就到他们队列去理论。他们看出我们这位仁兄来者不善，而且此人脸上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在黑乎乎的砖窑里甚是恐怖，此后他们装窑递砖坯时才认真起来。当然这是老话，后来经过磨合，北京、齐齐哈尔的学生都成了朋友。

不只是连队的群体之间在磨合，全团知青群体之间也在磨合。当时东北哈尔滨来的知青在团里占大多数。哈尔滨虽然远在北方边塞，但是因为早年受日本、俄罗斯的影响，那里的人也保留着很洋气很开放的一面，而且，哈尔滨知青办事干脆利落，干农活麻利，所以他们在四十一团很受知青尊重。而当时团里另一个大的群体就是天津知青。天津人乐天知命，不好高鹜远，喜欢过快快乐乐的平常日子，他们领悟力强，干农活上手快加之生性幽默，所以和外地青年也都相处得不错。当时天津的年轻人正在流行学拳击，许多人都会捣捣拳，许多小伙子下乡时都随身带着圈套。拳击练好了那就是蔑视一切敢于向自己挑战的对手，话语不合那就直拳钩拳伺候。本来两个群体井水不犯河水，各自过各自的平静日子，偶尔自己想想当年"文治武功"的光辉业绩，自我陶醉一下也就得了，可是偏偏有人传出话来，说天津知青看不起哈尔滨知青，还有哈尔滨青年中的小萝卜头告诉大王，说曾被天津知青打过一次，吃亏了。有那好狠斗勇的哈尔滨知青就说，我在八五五（四十一团的前身）农场一跺脚，整个农场都得晃荡，竟然有人敢看不起我们。于是一场要打服天津知青的武斗就在哈尔滨知青中开始策划。当时他们确定的地点是在团部，时间是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团部开始放电影时下手。

到了这一天，哈尔滨知青开始闪电行动。他们挥舞着铁棒到团部的粮食加工厂、团部天津知青宿舍扫荡。可能天津知青事前已经看出蛛丝马迹，哈尔滨青年扑了个空。这时有个人看到一个北京知青，大嚷，这个人也打过我，于是几人乱棒之下将这人打得满脸开花。随后队伍挥师去电影院。这次他们可是自投罗网，团里的领导都是军人出身，他们可不是草莽之人，早就获得了哈尔滨知青来袭的确切情报。里面便衣密布，都有短枪別在身上。这些斗勇之人在电影院里挥着家伙逐一辨认天津知青的时候，大门已经紧闭，一个人也出不去了，最后几十个哈尔滨知青乖乖缴械。

这次惊动全团的大械斗，被团里定名为"七一事件"，团里也是为了刹刹青年人打群架的势头，将这些领头的哈尔滨知青在全团各连队游街示众，平时都有持枪的岗哨押解他们。也是到了后期，哈尔滨和天津的知青才开始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