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同情者是"反革命家属"

父亲被群专时，全家属院老老少少百多号人，大多数人都不敢对我们表示同情。个别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怕给他们带来说不清的"划界限"问题。因为父亲不是杀人越货的土匪，不是道德败坏的流氓，不是行贿受贿贪污钱财的蛀虫，也不是买官卖官的腐败分子，而是所谓的在解放前向国民党反动派汇报过我地下党员踪迹的反革命嫌疑犯啊，在当时来说有什么罪恶比这更丑恶？有什么罪名比这更大？

只有一个叫张秋兰的妇女对我们表示了同情，使我至今对她仍心存感激。她是一个从上海来的支宁人员，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记得我闻讯赶回家的那天傍晚，张秋兰大概想到我还没有吃饭，就端着一碗米饭走进我家。我和弟妹们都像木雕一样呆呆地在屋子里坐着，个个脸上垂泪，看见张秋兰进来，我们谁都没心情招呼一声，任她将那碗饭放在桌子上。只听她劝道："他大姐，吃点东西吧，唉……"

我依然两眼呆滞地望着一个地方，不表示感谢，不去接那碗饭，也不回应她的劝解。她默默地走了，只留下那碗已经不冒热气的米饭。

说起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张秋兰，我还要补写一下她丈夫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她丈夫年轻时曾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解放前夕在青岛一家银行工作。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个小头目看中了这个精明的小伙子。但他们发展一个人加入特务组织之前要先将名单报上级批准，那个小头目便将张秋兰丈夫的名字写入欲发展的名单中，上报给他的上级。

然而特务机关还没有来得及审批发展，青岛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个特务小头目也落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下，他交待了所有罪恶，包括仍在计划和酝酿中的罪恶，张秋兰丈夫的名字就是这样落入法网的。其实，按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规定，在上级批准发展某一个人之前，是不通知当事人的，即便批准了之后，也不是马上告知本人，还要慢慢的培养和引导才逐步发展他入伙。所以张秋兰的丈夫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幸成了特务组织发展的对象。在公安部门的审问下，如坠云雾里的他当然拒不承认参加过特务组织，然而他却怎么也说不清楚那张名单，之后他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文革开始后他被遣赶到乡下，长期在杨朗公社齐家庄劳动改造。张秋兰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在城里苦度日月，其中还有一个女儿从小就是高位截瘫。

"反革命家属"张秋兰对我们的同情，使我的悲哀情绪更为强烈，我想，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黑五类狗崽子了，你看，只有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来可怜我们了……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后来听我四妹说，那段时间张秋兰总是尽她自己的能力帮助我的弟妹们。那时每年都要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这三级干部），张秋兰是国营食堂的服务员，她便利用职务之便偷出一张饭票来，让我最小的妹妹混进去吃一顿。

一九八六年，我在固原三中当语文教研组长。听说有一个半身截瘫的女孩该上初中了，但却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收她。我们语文组有个年轻的教师叫张萍，她愿意让这个女孩到自己的班级里读书。当我得知这个可怜的女孩原来就是张秋兰的女儿时，我大力支持和鼓励了张萍的这一想法，又去校长那里帮助促成了这个女孩的入学……

二○○六年八月上旬，我和四妹结伴去看望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面张秋兰。我们去后才知道，张秋兰刚发生过一次脑血栓，至今走路摇晃着，说话也含糊不清。我本想与她叙叙旧，但一看这种情形只好作罢。

张秋兰以病残之身，拿着低微的退休工资，养活着残疾女儿，所以她的家中依然是那样清贫，那样寒酸。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房间很窄小，大白天光线也很暗，我凑到跟前才看清床上的被褥也都非常简陋。她那个高位截瘫的女儿已近四十岁了，还坐在轮椅上。但大脑却依然那样聪明，心态也很健康，待人热情，说话得体，知识面也比较宽，这让我心里更为惋惜和难过。

张秋兰丈夫的冤情也在一九七八年得到了洗刷。可叹他蒙冤半生，但总算有幸没有含冤而死，终于在有生之年等到了那早该来到的平反昭雪。现在，这不幸的人已经永远地走了，只有一张遗像挂在墙上，陪伴着他那危难中不弃不离的妻子张秋兰，也陪伴着他那残疾的女儿。

父亲热爱新社会

提到父亲被"群专"，我不得不在这里补写一下我出生前的家史。

我家祖籍是安徽。据我四爷说，我们祖上大约是明末清初时迁徙到河南孟津县的。我曾祖父在世时，因家道殷实屡遭土匪绑票，家境便因此衰落下来。后来我的祖父又客死他乡。祖父死时我父亲只有五岁，祖母受不了打击而病倒，继而瘫痪在床，后来靠长大起来的儿子（我父亲）给端吃端喝。

种种灾难使我家生活日渐不支。我一九六九年回老家时，据家乡的长辈对我说，当年我父亲读书时，中午放学回来，有时到处都找不到一口吃的，只能猛灌一肚子凉水，躺在大门外的石凳上睡一会，又空着肚子去上学了。这种情况下，祖母自然也就没有人精心照料了，终于病死。

一九四二年，家乡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我的家族又遭遇一种奇怪的传染病，据说四十天之内有六位家人相继病亡，家道更是急剧衰落。那年父亲十六岁，他投奔到在甘肃固原的同乡那里，做照相馆的学徒。十七岁时回到老家，与一岁时定下的娃娃亲结婚，于是我的母亲便嫁到了我的父亲家。由于父亲仅是一个学徒，尚不能支撑门户，婚后他便又独自离家返回了固原。

解放前夕，我家土地大多已卖掉了，只有老辈人盖的三座四合院还像模像样，因此土改时仅将我家定为"中农"。后来土改工作组看我家除了房子外，生活还是贫苦的，就提议将我家的成分改定为"下中农"，但不知什么原因，终于没有改，我们家只好屈就为中农了。曾祖父写信将这些曲里拐弯的事情都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又在单位里谈到过这些，文革中这也成了他隐瞒家庭出身的把柄。

父亲是从小来固原当学徒的，本人一无资金，二无生产工具，可算是受老板剥削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新政权建立后他还是比较受器重的。职业稳定了，父亲才有能力将他的妻子接到身边团聚，我们姐弟六人也都赶上了好时候，一个接一个地降生到新中国的大地上。又一个接一个地入学读书，开创了我家人老几辈女孩上学读书的先河。

公私合营后，父亲担任了固原照相馆主任，工资也被定为职工中最高的，每月七十元人民币。他的前老板被定为小业主成分，此时也无奈地做了父亲的下属，工资远不如父亲的高。因此，父亲对共产党从内心里感恩戴德，在多年的工作中也非常认真负责，并且清正廉明。记得那时彩色像片还靠手工染色，父亲总是将水彩盒子里的水彩用得一光二净才扔掉。而我小时醉心于用水彩画画，我家的窗户上也贴满了我画的水彩画。所以我很想让父亲早点把他工作的水彩盒淘汰给我，但无论我怎么央告，他都不同意让我沾公家的这点儿便宜。

正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才使他在反右斗争中没有栽跟头。记得父亲说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上面动员群众帮助党整风。但父亲从内心里觉得共产党好，怎样挑也挑不出共产党比国民党差的地方，因此他很遗憾地没有响应上级的号召，也就没有成为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谁知运动后期"阳谋"开始发挥作用时，那原先被上面用简报形式一再表扬的，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们，一个个都成了被引出洞口的"毒蛇"，被带上了右派帽子，发配到农场和煤矿劳动改造去了。第二年大饥荒到来后，他们成了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群体。而没有帮助党整风的"落后人物"们却都安然无恙。

有一年，一个面孔苍老，衣衫褴褛的乞丐到我家讨饭，父亲给了他一个馒头后突然惊呼一声："是你！"于是便让座，重新给他端饭吃。

那乞丐走后，父亲才对我们说，这是他原来的同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这人是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给共产党提了九十多条意见，被当时的《会议简报》做了大肆表扬。激励之下，这位先生回去又挖空心思补充了几条意见，直到凑够整一百条。现在，父亲只记得那一百条意见中有一条说："人民代表是院子中间的柱顶石，啥也不顶。"意在讽刺人民代表没有实际权力，只是个摆设。

结果，运动后期这个人本应定为右派，但念其出身好，不给戴右派帽子，只是将他"精简"回农村老家务农去了，他也就抱着不幸中之万幸的想法回去了。然而若干年后，社会上右派纷纷摘帽子，他找到原单位要求给自己平反，但原单位查完档案后答复他说，你没有戴右派帽子，不算错案，因此不存在平反之说。这位先生欲哭无泪。

说起这些往事，父亲总是庆幸自己那时没有帮助党整风。

小学毕业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曾偷看过父亲用漂亮的行书字写的日记，那里面到处都记载着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记载着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光明和幸福，记载着父亲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拥戴和热爱。实例累累有充分的说服力，情真意切有很强的感染力。大到将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截然不同的作风作对比，将共产党干部与国民党官员作对比；中到将固原现在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安与旧社会作对比；小到将我全家人的吃穿用度与旧社会作对比。我就是从父亲的日记中，才知道了很多我原来不知道的固原县的演变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他日记的影响，从小就对新社会和共产党毛主席充满了热爱。

父亲这些表达感恩的日记，在他接受"群专"时都被悉数查抄了。

文革初期，父亲很顾虑，他曾再三用"反右"的教训告诫我，说不可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因为运动后期会"算账"的。但当时我作为一个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战士，哪能听得进去他的这些告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