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像片贴上了墙

锻炼了三个月的歌舞团在做着撤回银川的准备。他们人人的眼睛里都透着一种轻松，但个个的嘴边却又都掩饰着这种轻松。而我却要做好在这里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并着手收拾那孔借来的窑洞。通过请教别人，我知道了收拾窑洞的基本工序，计划了要花的每一笔钱，然后按轻重缓急把他们排列出来。

计划订好后，我首先借房东家的车子到三营镇上买门板。三营是固原最大的镇子，有着一条长长的街道。其实这所谓的街道只是借用了银固公路的一段，所以这条街向北延伸三百五十公里就到了银川市，向南延伸四十五公里就是固原地县两级的城池。三营的政府机关和百货公司，清真食堂和汉民食堂，车站邮局照像馆，书店粮店和旅店，都一字儿在街道两旁排开。逢集时街上人很多。四村八乡的农民把他们那有限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卖了，再换回孩子的文具和家人吃饭的咸盐以及点灯的煤油等等。

三营集市还给那个年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联络的平台。比如你想见附近哪个公社的什么熟人啊，亲戚啊，逢集时你就可以到三营碰一碰，说不定可以碰见。青年男女们有胆大的敢于自由找对象的，也可以利用赶集的机会偷偷地与自己的心上人约到一块儿赶集，瞅空子说上几句悄悄话。

去买门板的那天，我独自拉着架子车走到三营镇，不动声色地把摆放在那里的几扇门板都看了一遍，相中了其中两个比较低矮的单扇门。我便站在一边观摩了一会儿别人砍价的方法，然后又走开了。

下午我又回到木制品摊位前，看见我所相中的那两扇门板还有一扇摆在那里。我想，这扇门太短了，男人进这种门还得低头才行，我得借这个理由好好压价。心中有数后，我就上前边问价边挑那门板的毛病。经过几番游说和缠磨，终于用八块钱买下了那扇门，后来队里的人得知我所买门板的价钱都称赞我会砍价。我想我现在之所以成为同事们公认的砍价高手，大约就得益于那时的锻炼吧。

有了门后，我又请工匠量好尺码定制了门框，再请人砌好了灶台盘好了炕。几天后，我拽过房东的架子车，将我那一刀一铲一锅两碗一个风箱，还有一块案板一只水桶和一床被子都装了上去。要开步走时，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这住了几个月的羊栅栏，心下不免有点凄然。而我那条黑狗卫士仍在那里静静地卧着，我想，它看不懂它的主人是在搬家，不会再来了。

站在我新家的门口往里看，屋里的陈设分为四部分：以窄窄的隔墙为界，前半部分右边是一个小土仓，盛放着麦草还有烧炕的牲口粪等；左边是锅灶和案板。后半部分右边是炕，左边用土坯砌了两道矮墙，将一张炕面支在上面，搭成了一个土台子。这土台子上放着我的面袋子，还放着一个盛黄米的大纸箱。

整个屋子只有中间留有一条仅容一个人走动的窄道。这就是我那做饭、睡觉、存放粮食、堆放材草集于一屋的家。准确来说，这仅是一间放杂物的仓库，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仓库中的一件货物。我每天早上把自己从这仓库里取出来，晚上再将自己放进去。

从外表看，除了那扇白白的新门板外，这个拱形的窑洞怎么看都像是一座坟墓，而我就要在这个坟墓般的窑洞里生存下去了。环顾这小窑洞，我又想，简陋和破烂恰好是它最大的好处，因为越是破烂就越不会被房东收回去，那么无家可归的危险就越不容易降临到我头上啊……

今天写到这里，我站起来走到凉台上，让初夏的风拂着我的婆娑泪眼。

雨后的阳光格外明媚，我家隔壁的宁夏大学附属中学放学了，满街都是穿红色校服的学生。他们骑着自行车行进在回家的路上，那自行车汇成的洪流，沐浴着中午这灿烂的阳光，涌动着漫过我家楼下的街道，向远处漫过去，漫过去……

平静了一会儿，我又回到电脑前，继续把回忆锁定在我那寒窑里。

将东西安放停当后，我掏出所有的钱，坐在炕边上仔细数了一遍。收拾窑洞共用去十五元钱左右，现在手中还剩下不到十块钱，这钱可不能再轻易地花了，要留着买灯油、咸盐和邮票等，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回顾收拾窑洞的经过，我苦中求乐，倒还有点自我欣赏。想我不久前还只会哭着背诵毛主席语录，今天却能把这么多的土活儿、泥活儿、杂七杂八脏活儿，还有花钱请人的难活儿，都处理得有条不紊，也真不容易啊。

第二天早上，我从炕上爬起来，看看我的屋子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到底缺什么呢？我想应该有一张毛主席像，让这破窑洞也突出一点政治。

中午下工后，我到供销社花八分钱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拿回来才想到，我窑洞墙壁的土质已经碱化得很厉害，用浆糊或图钉显然是不能将主席像片贴在这样的墙上的，那怎么办呢？只能用细木厥订在墙上了，可如果直接将细木厥订在主席像上，那可是现行反革命罪啊。我便用废报纸边给主席像裱糊了一道边，然后用细木厥从所裱糊的纸边上，把主席像订在我窑洞正中的墙上。

将贴好的主席像端详了一遍，觉得还应该在两边贴一幅对联。思谋再三后我就草拟了这样一副对联：

上联：伟大领袖指方向  下联：广阔农村是战场

推敲来推敲去觉得不怎么对仗，但我是江郎才尽，确实想不出别的能代表我思想境界的句子了。便在心里为自己开脱说，就这样吧，"不能因词害义"可是毛主席一贯的主张啊。

现在看来我写的那对联真是狗屁不通，但在我插队的整个过程中，它却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也体现着我那"三忠于""四无限"的思想境界。有多少次，当我遇到困难和委屈时，我都站在那像片和对联下面，凝视着毛主席的面容。每次我都感觉到毛主席也在注视着我，这种眼神与眼神的交流使我亢奋。

我接触的人比较广泛，从学校到医院，从公社到商店，从拖拉机站到收购站，到处都有朋友。而所有到过我的窑洞的人们，谁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毛主席像和对联。初次看到这些的人，大多用异样的眼神在我与对联之间来回巡视着，但很少有人当场说过什么，因而至今我仍不知道人们是怎样看待我的行为的。不过我坚信，假如当初我因着什么英雄举动献出了生命，那张主席像和那革命对联肯定是值得记者们大写特写的，也肯定会激励千千万万的知青以我为榜样。

我的女儿看到这里，可能会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但你却无法否认当年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数亿人只忠诚于毛主席一人的千真万确的社会现实。

写到这里，我将目光从几十年前小窑洞里的毛主席像片上收回来，停留在我家现在的客厅墙上，那里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艘巨轮迎着初升的太阳行驶在蔚蓝的海面上，船身后面拖着一片金色的水波。

不偷不贪是异类

搬进窑洞后我被队里派到菜园子里干活，从此，我一年倒有半年与菜园打交道。因为我们队在银固公路西侧紧靠杨郎路口的地方拥有一小块地，那块地游离于我队的整个耕种区域之外，队里便将它辟为菜园种上了韭菜。收割的韭菜除极少部分被社员们以赊账的方式买走外，绝大部分都拉到三营镇上卖给那些吃商品粮的人。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块韭菜地也算是我们队的经济支柱之一。

我们的韭菜地是水田，那喝饱了水的韭菜叶子绿绿的宽宽的，很能挑逗人的食欲，看见它就似乎能品尝到韭菜叶呛好了后，调进白白的面条里那种诱人的香味。所以妇女们干活时，总是千方百计找机会，将韭菜一把把装进自己那专门缝制的衣袋里。这种为偷东西而缝制的口袋，可真是体现了妇女们的聪明才智，它隐蔽在衣服的里边，沿着整片衣服前襟贴上去，开口在腰部，外面看不出来有口袋。这种衣袋能装不少的东西，装满了韭菜后也只是看着人比较胖，但没有显眼突出的地方。好在农村妇女也不讲究身段儿，每个人都穿得松松垮垮臃臃肿肿的，这正为偷菜打了掩护。

也正因为怕人们偷，才把韭菜地规划在公路边这独立的地块里，这是人们平时出工和收工都不可能路过的地方，只有被派到菜园干活的人才能有机会染指它。偷菜这种事是瞒上不瞒下的，只要不让队长看见就行。但那些妇女见我不偷，心里都不踏实，有人便竭力劝我也装点回去。她们说："一年到头都见不到碗里有韭菜花花，莫非你一点不馋？"我推说衣服上没有口袋。她们见我执意不偷，便将我当成异类，用怪怪的眼光看我。

我很鄙视她们的做法，我甚至怀疑她们是否有资格"再教育"我。不过我也有理屈的地方。说我品格高尚吧，我老厚着脸皮讨要农民的萝卜白菜吃，说我不高尚吧，我又连几根韭菜都不偷。可能在她们看来，白吃别人的萝卜白菜与偷队里的韭菜性质是一样的。于是她们再偷菜时我便刻意回避，每看见谁把衣襟撩起来，我就把头转向别处，估计她已经装好了，我再回过头来。

有一天，队长突然指派我随另外两人去三营镇上卖菜，并指定我专门担当收钱的工作。

我们清早在菜地里装车时，要一捆一捆过秤，菜园的人记下装运的总重量。好作为卖菜回来算账的依据。那时市场上菜价也相对稳定，每天卖菜回来，队里都是根据市场价格和所装的菜的数量来验收卖菜的收入，当然这其中还要给出合理的折损比例。如果上交的钱数与菜的斤数明显不相符，几个卖菜的人就不好给队里交代了，尤其是负责收钱的人就更是有嘴说不清了。

我有两个比较固定的搭档：一是经商出身的山西人吉老汉，另一个是当过国家干部的邱世成。我们三个人每天拉着满满一车菜走在砂石公路上，你谦我让地轮换着拉车，不费什么劲就走到八公里之外的三营镇了，将菜车往人多的路边一停，就开始招揽顾客了。晋商吉老汉是一副忠厚像，很容易获得顾客信任。而邱世成精明能干还会花言巧语，他一个劲儿给顾客介绍我们韭菜的优点，秤秤时还把秤杆抬得高高的，哄着顾客高高兴兴买了我们的菜。

一般说，我们的菜比较好，也不乱要价。加之其他几家菜摊上都是清一色的男人，而我们的菜摊上却站着一个城市打扮的姑娘，而且这姑娘一张嘴说话就嘎嘣脆，全然不像一般农村姑娘那样羞涩腼腆，同时这姑娘还将自己的头脸完全裸露在阳光下面，不像所有的农村女性那样，一年四季在头上遮着一块围巾。我想这也算是三营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吧，自然有利于吸引顾客，所以每天到下午三、四点，菜就卖完了。等我们赶八公里路回来时，其他社员还远远没有收工呢。

我天天在脖子上挂着一个破旧的布包，收来的钱就装进那里面。顾客给了一块钱或者两块钱的大票子时，我就在包里翻腾出零钱找给顾客，算账，数钱，都非常细心，生怕出差错，辜负了队长对我的信任。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体会到，能否干好收钱的工作，排除道德品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主要看你的心算能力如何了。因为数钱数错的可能性很小，算账算错的可能性较大。幸好我从小就擅长心算和口算，卖一天菜也不过经手几块钱，这点经济工作我还是干得游刃有余的。

记得第一次卖菜回来交账后，队长笑眯眯地说："好，好。"我也不知道这"好"是什么意思，反正看得出队长对我很信任。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卖菜人之间更加熟悉了，碰到口渴难忍时，邱世成就提出用卖菜的钱买三个冰棍，一人吃一根。那时一根冰棍五分钱，三根冰棍一毛五，这可是卖四斤韭菜的钱啊！我坚决不同意，他俩也只能作罢。于是我们就舔舔渴得干裂的嘴唇，又咽口唾液润润冒火的嗓子眼。

菜卖完了，我们三人归心似箭地往回赶，一人拉，两人坐，一溜小跑回到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过碗来，从水桶里舀一碗凉水，一口气灌下肚去。

后来，我在固原三中工作时曾对我的同事们讲，我和两个农民出外给生产队卖菜，没有水喝，有时要忍受十来个小时的干渴也舍不得用队里的钱买一根冰棍。

我的年轻同事欧阳英说："你们自己怎么不带点水呢？"

我说："没有水壶。"

她说："买上一个吗。"

我说："上哪弄钱呢？"

她又说："找一个空酒瓶子也行呀。"

我苦笑笑说："搞不到买酒的票，也没人喝得起酒，哪有空酒瓶子呢？"

于是她哑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