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农七师勘察设计大队学习

新疆不缺地，缺的是水。以水定地，就是有多少水，种多少地。天山二千多公里长，三百多公里宽，就是进去一亿人，也不会拥挤。新疆有16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面积的六分之一。在六十年代才800万人！在新疆，开一天汽车，见不到一个人，是很平常的事。天山和昆仑山，两条平行的山脉在西面相交，形成的高地，就是帕米尔高原。1992年秋，我第一次到帕米尔高原，那雄伟瑰丽的气魄，充满阳刚之气的神态，隐隐约约神秘莫测的气象，令我倾倒。跨下车第一件事，是叩头。因为身不由己，我看到帕米尔高原的一瞬间，腿软了！我像虔诚的穆斯林到麦加朝圣一样，亲吻了那里的土地。2003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本·拉登逃到了阿富汗，我断言美国人抓不到他，果然不出我所料。这是后话，不提。

农七师勘察设计大队是一个营级单位，坐落在农七师司令部北面不足500米的地方。是一座“士”字形的建筑，平房，砖混结构，从空中俯瞰，像一架飞机。她的头朝南，尾朝北。“士”字的上面一行，是办公室。所以，路过这里的人，可以看到一排整齐明亮的玻璃窗，颇有些典雅及神秘。中间那行“竖”的是食堂兼大礼堂。房顶上堆着一座小山，上面用帆布覆盖着。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只见一群又一群乌鸦恋恋不舍地在它上空盘旋，“哇哇”地叫唤。请教老同志，才明白，蓬布底下全是宰好的羊！这使我们万分惊讶，这么多的羊啊！原来乌鸦闻到了羊肉的香味，久久不肯离去！老同志笑笑说：“这些羊要吃到开春。放在房顶上，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下，不会变质！”在新疆，冬天不用冰箱，大自然是最好的冰箱！

短的那行是伙房及办公室。外面是一口井。农七师勘察设计大队，用毛主席的话来讲，这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用红卫兵的话讲，是“池浅王八多，庙小神灵大”。顾名思义，这个单位负责农七师的农场规划，水库、渠道，道路、楼房的测量、设计等，任务重大而且繁多。因此，这里云集了农七师的人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毕业生，口里发配来的右派，南洋华侨，甚至还有美国旧金山侨领的兄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我们的老师，就从里面抽调，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扬优势。

我在上海没有考上大学，想不到在新疆却有幸受到高等教育。授课的全是水利或勘察方面的专家，这些知识让我享用一辈子。

学习期间，我们享受助学金，每个月27元。一半用于交伙食费足够了。

我和十几个同学住到马路对面、露天电影院门口的平房里。这间平房是临时搭建的，房顶是一面坡的，中间有一扇漆成蓝色的门，门上挂着厚厚的棉门帘，两边是窗，玻璃上结着冰。地上铺着很厚的麦草。我们十三四个同学，挨个儿打开行李，挤在通铺上。屋子中间是一道火墙，和一只大炉子。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冬，新疆普遍用这种方法取暖。

白天，我们到农七师勘察设计大队食堂里上课。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就寝。

除了我们58个上海同学外，农七师基建处还从各农场抽来技术人员，与我们一起学习。所以大食堂人满为患。同学们学习的热情非常高涨。教师们把我们当作“北京填鸭”，拼命给我们塞知识：《农场规划学》，《水利学》，《建筑学》，《测量学》，《测绘学》，《土壤分析学》，《力学》……没有课本，教师们连夜刻蜡板，用手推印刷机印刷，然后装订成册。所以每个学员都领到厚厚的教材。

老师讲课，起先还听得懂，后来就听不懂了。我们这批从上海来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还好一点，农场来的技术人员听不懂就大声喊：“老师，讲慢一点！讲慢一点！”“再讲一遍！再讲一遍！”

老师停下来，眨巴着眼睛，看着台下，不知所措。

唉，农七师太缺少人才了，恨不得一夜之间，把所有的上海青年都变成工程技术人员，把草变成树，把蛇变成龙，所以不得不用“拔苗助长”这种办法。坐在教室里，我有一种“听天书”的感觉。越听不懂，越怕考试。交白卷可不得了！所以咬着牙，憋着尿，也得听，思路跟着老师跑，去想，去算，去开动脑筋。

“赤那，听勿懂，听勿懂！”

“讲了太快了，像放炮仗！”

上海人把鞭炮叫炮仗。

同学们嘀嘀咕咕，私下议论。

几名教师分别教授那些课程，车轮大战，一直到中午。老师一宣布下课，每个同学的脸上都露出轻松和愉快，如释重负，急急忙忙冲向厕所，急风暴雨一般地撒尿。

我深深体会到，这种学习不同于上海蓬莱中学，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它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从抽象到抽象，那么多高深的知识，那里消化得了？到了后来，简直是“洋鬼子听京戏，一窍不通！”

食堂早为我们准备好了精彩的午餐。我们第一次吃到用高粱做的羊肉抓饭。

羊肉抓饭是新疆食品中的王牌。它是用一张比八仙桌还大的铁锅，注入水，放进一只羊，煮到八成熟，捞出羊肉，只剩一锅羊肉汤，再将米倒入，快闷熟时，再倒入胡萝卜，洋葱头，葡萄干，羊肉，盐，孜然等，烧透后，将米饭剩出装碗，上面盖一块又大又肥的羊肉。那香味。三公里外就能闻到。

它使我想起食堂上空的那群乌鸦。

不过，1963年，大米还是奇缺的，食堂就用高粱替代，味道同样好极了！一颗颗高粱红灿灿的，在亮晶晶的羊油里，散发出诱人的味道。

排队打饭的时候，同学们用勺子敲响了手中的搪瓷碗，叮叮当当，活泼又热闹。一边唱道：“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邻，我家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敬亲人！”那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我的同学马大为，被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迷住了，悄悄地溜到大礼堂，看了十遍《刘三姐》，场场不漏。他对我发誓，要娶一位维吾尔族姑娘当老婆。可惜从干部学校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他是否如愿以偿。

政工班和会统班的同学在干部学校食堂里就餐，伙食不如我们，而且吃不饱，他们把苞谷馍叫成“苞谷兄”，大概因为粮食重要得像兄长。可是就连“苞谷兄”也不够吃。女同学省下“苞谷兄”，给男同学吃，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留下来，至今，男同学们提起来，还十分动情。——于是，好多同学就到我们食堂来“混”饭吃。我们的主食分粗粮和细粮，粗粮是苞谷馍，细粮是白面馍，买饭票时，按一定的比例搭配，比起读高中时遇到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的生活非常好，我十分的满足。

星期天，新疆有规矩，食堂只开两顿饭，我们不习惯，不得不想办法。适逢奎屯总场的农工赶着大车卖牛肉，几毛钱一公斤，我和李平等几个同学，商议后，决定买。晚上，把牛肉和盐，放在上海发的搪瓷杯里，搁在炉板上，用小火炖，第二天吃的时候，味道好极了。

离开上海时，我的身高1．68米。由于伙食好，到年底，我的身高达到1． 70米。好多同学跟我一样，都长高了，长胖了。特别是有些女同学，好像吃了发酵粉，或是催肥剂，开始“横向发展”。我们在上海时营养不足，在新疆得到了补充。

从此，我与农七师勘察设计大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里的老同志待我们上海知识青年很好，刚开始叫我们“上海娃娃”，“上海阿拉”，“上海学生”后来就亲切地叫“小郭子”，“小李子”，或是叫绰号：“鸭蛋”，“阿三”，“张疤”“小狗”“蛋皮”……同学们也不客气，直呼老同志的外号：“小日本”，“猪头”，“王老大”“武大郎”……慢慢地，我们跟当地的老同志打成了一片，融合到一起，抽烟，喝酒，什么都学。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说上海话，老同志听不懂，说：“你们讲的是日本话吗？”

“嘎拉嘎拉，跟一群鸭子一样！”

有的老同志直截了当地说：“讲普通话！别讲上海话！”

我们高兴得大笑。果然，我们少话或是不讲上海话了。

我们水利班的班长叫朱国兴，他原是黄浦小队队长。长得帅极了，用现在网络语言讲：“酷毙”了。他不但帅气而且聪明，颇在组织能力。在他的组织下，我们在学习之余开展“学雷锋”活动。当时的奎屯新城没有自来水，全城人民喝井水。从井里打水是一门技术，搞不好，就会空桶下去，空桶上来，“铁桶打水一场空。”

装20公斤水的铁桶，用一根铁链系着，铁链与一根长长的麻绳相接。

第一种提水的方法是，井边有一根长木杆，一头系着麻绳，一头坠着重物，利用杠杆原理来提水。因为井多，高高翘起的长木杆也多，好像一根根帆杆，远远眺望，我总有一种到了黄浦江边的幻觉。第二种方法是轱轳，也就是说，在井边树起一个半人高的三角架，装上水桶一般粗的木轴，连着水桶上的麻绳，轴上有铁铁制的摇把。我们大食堂就是这样提水的。几百个人吃饭，每天要提多少水呀？

朱国兴喊道：“同学们！给食堂打水去！”

我总是第一个响应，我那时很要求进步，而且身上有一种用不完的力气。同去的还有我的领导王海宗，好朋友韩胖子，江水生，外号“张疤”的张继新等。

地面与水面大约有5米。气温零下二十多度，我们戴着干部学校发的棉帽子，穿着厚厚的棉军服，干得浑身大汗。井台上的冰，白得像蜡，十分滑，而且越积越高，这个活不但累而且还有落到井里的危险。然而，这都没有挡住我们学雷锋的热情。

更叫绝的是掏厕所。

那时奎屯的厕所都是一个模式。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深坑，留一个斜坡，可以从地面下去。深坑的上面，钉上木板，木板上面留有圆洞，人蹲在木板上，屁股在圆洞上方。然后在深坑四周垒墙盖房，中间隔开，左右开两个门，再用石灰一刷，一座厕所在欢笑中落成。相传朱德总司令有一次问“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中国有几座厕所？”王洪文一时懵了，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朱总司令鄙夷地说：“告诉你，中国有两座厕所，一座男厕所，一座女厕所！”这是民间笑话，不提。当然奎屯也有两座厕所，。问题是：隆冬季节，那厕所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上冻，我们把上厕所叫“掴炸弹”，因为大粪从肛门离开的一瞬间，以自由落体方式，落进深坑，与深坑里的液体发生碰撞，会溅起一片水花，那情景颇像飞机扔炸弹。有时飞起来的水花会溅到自己的屁股上，所以得十分小心。但是在零下二十度的情况下，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大粪在落到深坑里的一瞬间，被迅速定格，冻成硬块。第二个人的硬块垒上去，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很快形成了一根柱子！而且，无比坚硬，牢不可摧！

俗话说：“新开厕所三天香”到了第四天，厕所就臭了。而且，如果不及时清理这一根根粪柱子，那么这些柱子就很快“长”出圆洞，长到地面上来。

朱国兴就带领我们，扛着铁锹，十字镐，从斜坡走进深坑，向一根根排列有序的粪柱子开战，很像唐·吉柯德大战风车的豪迈气慨。

“一人一根！一小时内完工！”他这样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我们奋力挥舞十字镐，狠命向直径30多厘米的粪柱子砍去。十字镐被弹回来，双手震得发麻，虎口几乎裂开，额头沁出了汗水，脱下棉衣，继续干！铮亮的十字镐只能在粪柱子上留下一道白印。

“嘿！嘿！”每抡一次十字镐，我们就大喊一声。

粪柱子终于松动了，白色的冰碴四处飞溅，可笑的事情发生了：冰碴子飞到了我的嘴里——咸的！真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大粪的味道！这一幕，我终生难忘！

人世间，有几个人尝过大粪的味道？在十八岁的时候，我尝到了大粪的味道，使我了解人生的困顿，人生的艰难，人生的不易！人的一生，不吃点苦是不行的！不吃苦头，一些道理永远不会明白！维吾尔族谚语说得好：“经过严冬的百灵鸟，才知道春天的温暖！”只有不怕吃苦的人，才会成功！

在农七师勘察设计大队，我不但学习了知识，也学习了如何做人。

朱国兴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疆一座名城的建设银行行长，新疆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裁，是我的终生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