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以日为师学习日本

甲午战争中，中国竟然被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打败，这给中国的思想界和士大夫阶层造成极大的震动，日本也由过去轻视的对象转变为许多人心目中学习的榜样，袁世凯对日本的认识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同时，由于过去十几年在朝鲜的直接交手，他的认识又要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甲午战后，袁世凯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和等人，鼓吹变法革新，认为“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世之效，彰彰甚明”， “然目今中国形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 16 ]对照战前他对日本的看法，简直判若两人。

不过，在袁世凯看来，变法的当务之急是模仿西方的营章操典整顿军队，编练新军， “而日本兵之取则欧洲，其兵书纂述宏富，文字相近，易于译录”，[17 ] (P1367) 是模仿学习的最好对象。因此他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主要是向日本学习。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新军的体制和操练方法都主要仿照日本军制。从1896 年起，袁世凯派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孙传芳等一批军官赴日本学习军事，此后相继派出大量军官赴日本留学。此外，他还聘请了大批日本顾问和教习，如立花小一郎、板西利八郎等。在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在直隶地区推行“新政”，在当时颇负盛名，其中许多措施是以日本为蓝本。

正因如此，袁世凯在这一时期与日本维持了一种相当密切的关系。而在日本方面，此前在朝鲜时期对他所形成的恶感也逐渐消除，日本甚至对他寄予厚望。“日本外交官和军人都把他视为独一无二的朋友”，在他们看来，“在当今中国没有比袁更高明的人才，中国的政府今后必定归他掌管，因此，现在如拥护他的立场，他则必定感恩戴德，更加采取亲日主义。如他丧失其地位，亲日精神就会消失，我们的对华外交将陷入长期的黑暗之中”。[18 ] (P538)

2. 从联日制俄到联英美制日俄的“以夷制夷”外交

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袁世凯开始参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这一时期，日本先是与俄国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战争，随后带着战胜国的威风不断扩大对中国东北的渗透与侵略。为应付这种局面，袁世凯基本上延续了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在日俄战争中表面保持“中立”，实际倾向日本；随后，采取联英美制日俄的策略应对日本的侵略。

1903 年11 月2 日，为应付在中国东北领土上一触即发的日俄战争，清廷急召袁世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谋求对策。袁世凯“密陈”东三省事宜“自保”之策，也就是“局外中立”。在他看来:“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19 ] (第179 卷，P3) 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日俄战争爆发后，宣布“局外中立”。

不过，在执行“中立”的过程中，袁世凯却明显偏向日本。这是因为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领土野心也最为露骨。在清政府宣布“中立”后，日本已率先表示同意，英美等国也表示赞成。袁世凯最担心的是俄国的态度:“惟俄国阴鸷性成，未必肯定，纵使迫于各国公议，不得不许，而战在我境，处处得有藉口，乘机挑衅，恐所不免。然无论俄人意向如何，在我先从守局入手。一面厚集兵力，严加防范。”[17 ] (P877) 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考虑，他决定采取暗地支持日本的立场。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日俄战争过程中，他与日本驻华武官秘密谈判，联合成立了由中日两国军官组成的守田情报班，派遣以段芝贵为首的16 名情报军官对俄军后方情报进行收集，随时了解其军事动向，以便采取必要对策，并为日本服务。[ 20 ]

日俄战争以后，由于日本的势力逐步渗透到东北地区，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和主权，袁世凯改变了原来的联俄制日的态度，采取联英美制日俄的政策，在东北地区引入英美等国的投资对抗日俄。1907 年，袁世凯的亲信徐世昌、唐绍仪、段芝贵、朱家宝等在袁的支持下分别掌任东三省督抚。在徐唐等人赴东北任职前，袁世凯将他们招到天津，专门讨论东北的内政外交问题，当面授以联英美制日俄政策。这种外交方针，正如当事人所评论的那样，“与不平中求不平，偏利中求偏利”， “使各国鹬蚌相争，而我得收渔人之利，此李文忠外交之秘诀，病殁以授荣(禄) 相者”。[ 21 ] (P31) 正是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徐、唐等人在东北努力抵制日本的渗透与侵略，想方设法对抗日本要修改安奉铁路的要求。到1910 年1 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提出东北铁路中立计划。

所以，当袁被迫下野时，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建议清朝大臣把他杀掉，以便铲除后患，只不过限于种种因素没能实现。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袁世凯的仇恨之情。袁世凯被解职后，日本趁机与清朝订立了一直迟迟拖延的有关东北问题的五、六个协定。袁世凯所制定的“联英美制日”政策，对以后的北洋政府、张作霖乃至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方针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根本上看，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是在本国国力较弱的基础上，在列强斗争的隙缝中求取生存的应付之道，只能依靠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护国家权益。所以，当处理具体的外交问题时，往往会表现出妥协、退让，这是由自身实力所决定的。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对二辰丸事件的处理，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1908 年2 月5 日，日本商船二辰丸非法向中国运送军火，在澳门洋面被中国海军查获，并将船只扣留。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向中国外务部抗议，声称该商船系运往澳门，中国将其扣留是违法的，要求中国将船交回，惩办官员，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不然日本政府当行相当之手段”。[22 ] (P152)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不顾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为抗议这一行动，广东商界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又被袁世凯命令各地弹压， “严查解散，免启事端。”[ 22 ] (P158) 客观地说，袁世凯的行为在主观上确有维持“和局”的考虑，但一味的妥协退让，实属不当，为此招受国内诟詈也就在所难免。

三、辛亥革命时期:一面抵制，一面妥协

从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的爆发到1916 年夏袁世凯去世，是袁氏一生事业的顶峰。他先担任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之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最后成为“洪宪皇帝”，是中国当时权势和影响最大的人物。而日本此时也借助列强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趁机在中国扩大侵略，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和外交对手。因此，这一阶段的袁世凯对日外交，无论对中日双方，还是对袁本人的地位，甚至对远东局势都有重要的影响。根据袁世凯对日外交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把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