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如此，日本人一直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把他看作侵略朝鲜的最大障碍，多次试图寻找机会把他赶走。李鸿章就曾经说过，袁世凯“历年驻韩据倭，与倭夙嫌已深”。[10 ] (P6) 以至于国内有人在甲午战后把袁世凯当作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其最主要的证据就是他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虽曰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11 ] (P230) 袁世凯是否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另当别论，但他与日本人的矛盾却是不争的事实。

3. 甲午中日战争前的对日交涉

甲午战前十年间，日本迫于形势对朝采取“退婴政策”，即相对和缓的政策，并默许清政府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扩张政策， “征韩论”与“惩清论”的呼声在日本国内始终没有间断过。尤其是19 世纪90 年代后，伴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的扩张主义开始在政府政策中占据上风，对朝鲜重新采取积极扩张政策就成为势所必然，所缺少的只是时机和机会而已。1894 年4 月，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贪官苛政的“东学道”起义，给日本提供了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从而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早在1893 年，日本国内已经在酝酿对朝政策的转变，而袁世凯却多次向李鸿章报告说:“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牢持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12 ] (P63) 东学道起义爆发后，日本出兵朝鲜的传言越来越盛，但袁世凯仅依靠派员对日本使馆的刺探和自己长期以来的经验判断说:“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12 ] (P109) 朝鲜官军镇压东学道起义不力，屡遭挫败，甚至威胁到了京城的安危，被迫向清政府求援。

而在清政府方面，出兵与否，日本方面的态度如何至为关键，身在朝鲜的袁世凯的意见就显得相当重要。袁氏本人对出兵援助本来就十分热心，在他看来，宗主国代为出兵戡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朝鲜一提出要求，他就积极地表示赞同。在日本方面，其驻朝使馆人员向袁世凯刺探情况，并极力怂恿中国出兵，并且表示日本“必无他意”。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电告李鸿章:“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勘，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自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 自未必不可却之举。”至于日本方面，袁世凯认为根据条约日本没有出兵的理由，再加上朝鲜和各国的反对，日本肯定不会出兵。“日如多事，似不过藉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来汉。”[13 ] (P6 - 7) 这些意见，对清政府最终决定出兵朝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让袁世凯始料不及的是，日本方面早已开始秘密动员，做好随时出兵的准备，甚至决定一等中国出兵，就采取军事行动。[14 ] (P26) 1894 年6 月3 日清政府决定出兵，6 月6 日通知日本方面，6 月7 日日本也宣布出兵朝鲜，6 月8 日日军即开始大批开进朝鲜。应该说，在这一问题上，袁世凯的情报和判断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他长期以来低估日本实力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他对敌情并无可靠的情报来源渠道，对日本方面知之不多。袁的失误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应该说是甲午战争爆发的一大诱因。

日本出兵朝鲜既然已成事实，袁世凯就在李鸿章的指示下与日本进行关于撤兵问题的交涉。他一方面直接和日本驻朝外交人员接触，希望和日本公使直接谈判，另一方面指示朝鲜方面抗议日军登陆，并尽力阻止日军进驻汉城。另外，他还积极联络驻朝的外国外交团，企图利用他们的力量阻止日军进入汉城。但是，日本人这次有备而来，再加上朝鲜政府软弱无力，列强的调解口是心非，袁世凯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6 月9 日，他向李鸿章报告说:“惟倭今年因韩轻侮顽疲，迭有应照约驻兵挟制之议。今果趁机行，似非口舌所能阻，即来又恐非暂时所能去。”[ 15 ] (P550) 至此，袁一改以往对日本的轻视，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日军侵入朝鲜后步步紧逼，要求朝鲜改革内政，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加剧中日冲突。而主持对朝政策的总理衙门和李鸿章虽然也认识到了日本的野心，但是坚持外交重于军事，期待列强的调和，不愿意大举增兵。在这种局势下，袁世凯虽然在朝鲜努力交涉，却毫无结果，已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他开始建议清政府增兵朝鲜，并酌请英、俄等国调停，军事与外交并用。6 月18 日，他接连建议李鸿章增兵说:“倭势甚凶悍，各国员(指各国公使) 殆已无可如何。”

“凯迭与(日本公使) 商，均反复，极可恨，恐非口舌所能争。”“似应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13 ] (P17 - 18) 其后，日本利用优势军事力量一步步开始把持朝鲜政局，排斥中国势力，朝鲜内部亲日派势力日益嚣张。对此，袁世凯已经认识到仅靠外交调停“恐无益，徒误我军机”，建议清政府早做军事筹划，应付已经不可避免的战争，但没有被接受。他本人在朝鲜的处境也日渐艰难，为脱离危险，请求回国。7 月19 日，袁世凯乘船回天津，此时的中日战争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甲午战争中，袁世凯被李鸿章委派负责军队的后勤工作，目睹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他在寄给其六弟袁世彤的信函中说:“京堂大国之束手，为小丑所困，倨非天乎？ 然亦有谋之不臧，平时不能绸缪也。”[5 ] (P378) 1894 年11 月，日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袁世凯看到军事已经无望，建议和谈，认为“事势至此，惟停战议和，徐图报复，较合算”。[ 12 ] (P148 - 149)

战后，尽管袁世凯因为战争的发生饱受指责，但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发生有了比较清醒地认识。“伏查倭人十数年来，外示联和，内蓄叵测，其甘言愉色使我略不猜防，而整顿武备，踏勘形胜，密以谋我。迨祸机突发，我已支吾不暇，故败挫频仍，不克抵御。究其本源，虽由于练兵诸统将多未得人，亦由于未雨绸缪之义有所阙如。此故中国覆车之鉴，要以中国更始之机也。”[ 11 ] (P217) 作为中日交涉的亲身经历者来说，这样的认识可以说相当深刻。

二、封疆大吏时期:从以日为师到“联英美制日俄”

从1894 年至1908 年，袁世凯在政坛上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很快由编练新军起家，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等要职，还同时兼有各项要职，可以说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成为清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这一时期，因为职务的关系，直到升任直隶总督后他才参与对日外交政策的制订及对日交涉的活动。但如何看待日本及处理与日本的关系，在袁世凯的活动中自始至终都占据重要地位。大体说来，袁世凯和日本的关系可以分为两方面内容:以日为师学习日本，从联日制俄到联英美制日俄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