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京都北京风俗因封闭而基本沿袭旧俗，然新政后的北京风习发生了嬗变。严昌洪分析了清末北京竹技词，令人信服地展现了首善之区的新风尚，如狭袖窄腰、形不掩臀的新式服饰，不施黛粉、衣着朴素的女学生，“菜罗中外酒随心”“门外电灯明似昼”的西式饭店，“千龙万蛇地下排”的电线、煤气管与自来水管，以及“游人争看万生园”的动植物园等，无不表现出“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多少给京城带来了些许清新的空气”，而为辛亥前后的革故鼎新、飙转豹变创造了条件。[69]

“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70]清末新政虽说不上改朝换代，却具有一定程度上变革社会制度的意义。难怪有人说:“20世纪初年‘天下移风’形势的出现，‘新政’和预备立宪也起了重要作用”。[71]新政确实对中国社会风气的变异起了促进作用。

首先，改革旧制，允准满汉通婚。顺治帝一度允许满汉联姻，但禁八旗与宗室子弟娶汉女，以保种族纯洁，江山万年。及至清末满汉矛盾因排满革命再度尖锐，清廷遂于1902年“开除此禁，所有满汉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72]1907年复诏令彻底化解满汉畛域，携手共存。200多年来满汉通婚的禁令于此化解，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也有助于改革旧式婚俗。

其次，废除恶风陋习。清初入关后，男子是否“留发”竟涉及到能否“留头”的问题，“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由此生发。而自南唐沿袭的女子缠足恶习在清代也得到强化，风俗与制度的同一性于此可见一斑。戊戌维新时康梁均倡社会改革与启蒙的重要性，光绪帝也甚至“欲易服以一人心”。然此举却由当年的禁止者清廷于新政中完成，1902年宣布废除缠足恶习，“全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各地总督如袁世凯、端方、张之洞等积极响应，李鸿章、袁世凯还让子女亲属放天足。[73]1911年底，清廷许官民自由剪发，这样，沿袭多年的女子缠足男子蓄发恶习终于废除。现代化的原则之一是人的身心自由发展，清末新政向此跨了一大步。同时，清末禁烟运动规模之大、态度之坚决，措施之有力都超过了道光年间。1906年9月20日诏令严禁鸦片，限定10年内务除净尽，委派多名禁烟大臣办理此事，以致竟有人因戒烟而死。1908、1911年相继与英国签订《中英试办禁烟章程》与《续约》，1909年又在上海发起召开第二次万国禁烟会议，通过了禁止外人在华“制造、贩卖内含鸦片烟质或鸦片提制品之戒烟丸药”的决议。[74]虽未能根本禁绝，但比之以前效果要好。连孙中山也承认:“前清末年，禁种成膏，成效渐著，吸者渐减。”[75]宣统年间清廷还配合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禁赌禁娼的行政措施，一些地方官与警察也取缔严禁，尽管效果有限，但这种努力是积极的。

这样，清末新政引发的社会风俗的改革，使清末10年社会风习在原有的局部变异基础上加速变化，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缓至速的过程，中国人对现代化也有个从认同到积极参与的认识与实践的过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认为西方各国现代化“一日千里”，相比之下，“我们可是惭愧无地”，反映了中国人比照反思后的急迫心情。其实，这五十年如用于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缓确是十分贴切，但在清末新政10年中，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一日千里”，梁任公大可不必为之“惭愧”。在总结了早期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清末新政改革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它以自身覆灭为代价，为适应开放的新形势而培植了现代化的动力，为中国人全面拥抱现代化创造了比之以前更好的条件。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课题，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主线索，我们讨论清末新政时不能不注意及此，而清末新政于中的促发作用更不应予以漠视。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作者: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