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绅士入城固然造成乡村自治的衰败与一体化结构中上下层的断裂，却使他们以城市为新的基地，将原先分散的势力集聚起来，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在新的基点上形成了新的政治认同与成就取向。1908年清廷为准备立宪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资政院，又为他们直接介入政治层面及其能量的释放创造了条件。而咨议局议员的品格、学历、财产、功名及办理公益事务的资格规定，“非我莫属”为之大开方便之门。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绅士占大多数”。[20]张朋园对全国21省1643名议员身份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达1288人，占78。4%，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28。73%，生员34。78%。当时全国绅士总数为145万人，与有资格选举的169万人大致相等。[21]大批有新式经济实力支撑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绅士被集中在一个新的高层次组织中合法议政，即使这一组织“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似乎仅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22]也足以使这些有着强烈参政意识的绅士为自己的（或扩大的）利益而干预朝政，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又以政治上立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代表和领导了地方自治势力在政治共同体内与集权的中央皇权分庭抗礼。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23]从咨议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数年间，中国大地上风云激变，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由于绅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在晋、皖、鲁、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矿运动和收回苏杭甬路权斗争中，绅士主持的保晋公司、安徽路矿公会、山东保矿会、江浙铁路公司以及日后的各省咨议局都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1910年关于粤汉路是借外款还是地方商办的斗争中，咨议局更是站到了前台，湖北咨议局连续召开全省绅商军学各界大会，派出代表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一连几天，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24]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士绅多已绝望，连张謇都认为“全国为之解体”。[25]一些激进者则随之转向革命。徐佛苏回忆道:“各省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国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说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26]在京的各省咨议局首脑人物如汤化龙、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等也各怀异志，始组全国性政党，以谋更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利益。

这一切，表明了新政后数年，一体化结构已从分解迅速走向崩溃，从中分离出来的既代表传统的地主经济又代表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士绅阶层，在是否搞现代化与搞怎样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了从政治疏离、对立到严重冲突。政治天平发生了严重倾斜，结构内部的大冲突使清廷进退维谷:既无法回归传统，又无力使对方就范，政治权威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的冲击而降至零点。士绅阶层的行动与革命党人的实践互为表里，在动摇清廷统治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点上有同工异曲之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屡起屡伏延续多年而未竟其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一体化结构尚未撼动，革命党人的行动未能得到代表强大的地方势力——士绅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及至20世纪初年，脱颖而出的绅权与皇权的冲突已使清廷失去了原先极为重要的统治基础，矛盾难以调解，一体化结构已支离破碎再也无法修补了。1911年源于铁路风潮的辛亥革命的爆发，遂成为士绅们“发难”的突破口，最早独立的12个省中有10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27]革命党人的点火播种作用在士绅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双方联合起来摧毁了皇权统治，其中绅权担起了重要的角色，尽管是自觉不自觉的。

三

清末新政的重要领域是教育，而教育改革的一大后果是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肇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是在否定魏晋九品中正制后的产物。作为增加社会垂直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保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有序化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上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至清末“经文之义”的八股帖括大盛，限制了人们去追求新知识新学问，造成了病态人格，对民族危亡与社会危机漠不关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的制度障碍，梁启超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28]废科举的呼声连绵不断，从60年代天文算学馆的设立、70—80年代特设一科论争、经济特科之允行，至戊戌时期废八股与新式学堂之兴，一浪一浪地对科举制进行了冲击。1905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被废除，同时设学部以为管理教育之最高行政机关。兴学堂、派游学，产生了最早的学制《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学制、新的教育内容及毕业生地位予以规定，以期造成具有新知识、新人格、尚实际的新型人才，这与新政教育改革的目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评价教育改革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社会精英的培养选拔方式不同，必然造成人才类型、模式与发展取向的不同，至今我们对其认识的程度实在是不足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政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直接加速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教育改革:一方面，堵塞了传统的读经—科考—仕进的人生正途，意味着传统的社会垂直流动系统被打乱，从而割断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的传统联系，直接破坏了原先的支持系统与社会基础，使原先效忠于朝廷的士绅阶层变为无所依凭、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并不断地将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加剧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一代具有新价值观与新的成就取向的新知识分子的出现，新政后的社会整合机制又远不足以像过去对付士绅阶层那样去吸附与制衡这批源源不断产生的对现实与未来起极大影响的新型人才。这实在是个极大的悖论，也是个无可奈何的失误。事实上，正是这批新政后产生的新型人才，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与社会基础，也正主要是他们直接成为旧社会的裹尸者与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集权制下的改革运动，几乎成了不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社会动员过程，这股社会新生力量，与绅权构成前后相连的锁链环，但其意义却是那些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人数日趋减少的绅士们所无法比拟的。及至1909年，全国新式学校总数达52348所（不包括教会、军事学校），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如果加上教会学校学生与军事院校学生，总数约在170—180万人左右。到辛亥时期，国内学生数约为300万人，为1905年的12倍。[29]同时，清廷重视留学生，选派官派生，鼓励自费留学，回国后赏名列班，遂使早已发生的留学运动达到高潮。甲午前后留日学生仅数十人，1905年猛增至8千人，至1911年总人数在2万人以上，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30]加上留欧美的数千名学生，形成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新式学生毕业后，除从政经商外相当部分充当师资从事教育工作，遂使一代代新式学生以几何级数不断增加。教育基地重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整个中国的教育结构与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廷为培养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不久就得到了与其期望相反的回报。这批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具有着与旧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人生理想与行为取向，他们已逸出了热衷于个人功名利禄的狭小樊篱而执着地追求一种参与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与社会实践，他们身上少了许多逃避现实的“出世”意识，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入世”冲动。这一群体的出现，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期望:“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接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于是，人们将“绝望”中的“一线希望”寄托于“学生社会”身上。[31]其实，这种期望并非没有道理的，新型知识分子崛起后，很快承担起社会与时代赋予的使命，成为改造社会、推进中国前进的生力军。

第一，从清末民初政坛人物的教育背景来看。

清末传统士绅为144万人，而1912年新式学生为其两倍以上，这表明了知识分子结构的变化和重心的转移，也意味着一代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批判绅权的过程中逐渐取代传统绅士走上历史舞台。新政时吴禄贞、曹汝霖、唐绍仪、颜惠庆等一批归来未久的留学生被遽升高官，曾一度受到朝野官绅的嫉恨与攻击，[32]这固然与新式学生初入宦海人少力薄有关，折射出新政后的政治机制吸纳新型人才的有限度，但也表现为一种新式学生已闯入传统政治核心圈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