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在中国走不通呢？根本的问题在中西精神不合。按梁漱溟的意思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一个民族的人生态度决定着它的文化模式，包括政治制度。西方人力量向外用，向前要求，争取个人的权力，不甘退让。正是凭着这种“争”，实行和维护民主政治。相反，中国人讲求调和持中，寡欲知足，随遇而安，与世不争。中国人这种人生态度不变，西方民主政治就永远不能实现。第二，竞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每逢议员、总统选举，举国若狂，奔走竞争。可以说，西方人“好动”，中国人则“好静”，历来崇尚的是谦德君子。若照搬西方竞选模式，人人“炫才求售”，那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第三，西方人尚恶，彼此不信任。个人主义、权利观念先于法律制度而存在，因而实行三权分立，彼此牵制，互为监督，相防相范。相反，中国人伦理观念极强，“一切事物均在伦理关系中”，人性尚善，彼此信任，尊重。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绝少相对抗衡的形式。因此，在中国以法治国，似乎完全没有必要。第四，西方人在经济上创造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人类的现世幸福，但也存在着“对外肆以侵略”和“物欲至上”的弊端。与此相反，中国人主要追求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故而西方政治难以满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

从上面的比较分析看，毛泽东的“农村革命”更多地是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去奋斗，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则更多地是从农村的伦理关系去努力。前者务实而收效明显，后者务虚而空洞乏力。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二者的实践都是在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压制和约束的状况下进行的，因此，从总体上说，10年艰苦的尝试，其农村改造的成效甚微。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为寻求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双方都从农村入手，进行了相当丰富而又十分艰难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从总的方向上看，有它一定的一致性，也就是所说的趋同性。双方都本着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高度责任感，都抓着了“农民”这个根本问题，因而双方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自己所满意的成就。梁漱溟曾非常自信地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合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已是无疑，不必再说。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13）］毛泽东也十分肯定地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14）］

当然，这10年中，毛、梁二人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双方都承认，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在农民。但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二者都不认同对方的方式和道路。这种分歧和对立的根源在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中西方文化的认识不同。

三

10年的心血、10年的努力，虽然历尽坎坷，收效甚微，但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可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了能继续有效地奋斗，梁漱溟、毛泽东在30年代末，分别都写出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他们各自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即《乡村建设理论》和《新民主主义论》。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分上下两部。上部阐述了他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怎样看待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下部则围绕着他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张，详尽阐述了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关于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他指出:“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旧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15）］近代中国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之所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在于中西文化交流所致。他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无办法。……有如堕甑之不可完复。”［（16）］西方文化的冲击，伦理本位的被破坏，使中国许多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使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17）］。梁漱溟认为，中国过去的社会构造非常巧妙，没有垄断，士农工商，各有前途，机会均等。但自从西学东渐以后，中国逐渐出现垄断，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亦被破坏，教育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使中国有可能发展为阶级对立的社会。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国民有四大缺点:缺乏国家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制精神。因此，“任人宰割实属必然”。西方“集团的，积极的，斗争的，有力的”文化必然战胜中国“散漫、消极、和平、无力”的文化。［（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