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共两党都还没有提到停止党争、团结御侮的时候，青年党领风气之先，提出“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前急务，唯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10月3日，在青年党机关刊物《民生周报》上发表《我们的主张》，慷慨言道:“我们很诚恳地忠实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的时候，便提出“（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活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而对于原本“反共必须彻底，不可再事敷衍……”的主张，也改变了方针，将“外抗强权”的目标从苏联改为日本，将“内除国贼”的目标从共产党改为汉奸卖国贼。

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外敌入侵而内争不止之事，放弃自己的主张，主动愿意与斗争多年的敌人携手，无论如何都值得肯定。

有着较大组织以及相当政治军事实力的青年党，如果仅仅将抗战停留在口头上，很自然会让人想到“保存实力”。所幸，身为国家主义者，他们并非口是心非。

为叙述方便，以南北两方作简要介绍。

南方。

1931年10月，左舜生和陈启天在上海组织“抗日急进会”，开展抗日活动。12月，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与熊希龄、马相伯、沈钧儒和黄炎培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驻守上海闸北的是青年党员翁照垣指挥的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元月28日夜，军部命令翁照垣将防地移交宪兵团，由于民众挽留换防阻滞。不料驻沪日军发动突然袭击。翁照垣不待军命，奋起抗击，尔后转守吴淞，浴血奋战，蜚声中外。《申报》报道翁事迹时，称赞为“富于谋略，勇敢过人”。2月17日，章太炎在《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文中说:“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国青年党还组织了铁血军（又称义勇军铁血团），由戴天人率领开赴淞沪前线，受翁照垣指挥，参加保卫吴淞的战斗，在潘家宅战斗中有4人战死。

北方。

1932年4月，李璜受青年党中央派遣，携各方人士捐献的14万元巨款到北方，专门负责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他在天津设立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由原张学良秘书王捷侠、原东北讲武堂政治教官王尧庐和王师曾3位青年党员组织野战抗日会，王捷侠任总指挥，分头活动。王捷侠率120余名青年党员到热河，与马占山余部联络，并打出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第八梯团”的旗号，其队伍在保卫热河的战斗中损失过半。

同时，青年党参与发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青年党员、东北大学教授霍维周当选为该会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救国会组织了东北学生军，由青年党员苗可秀任大队长。

进入东北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年党员人数众多，据书报载有2000余人。其中很多是加入东北义勇军，仅牺牲在白山黑水的青年党员就达700余人，其中以苗可秀最为杰出。

1932年7月，苗可秀奉救国会命令出关，到辽东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深得邓铁梅器重，被委以总参议要职，并主持军官学校。1934年2月，苗可秀组织少年铁血军，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满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口号，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日军井上中将惊为“神军”。同年5月邓铁梅被捕殉国后，苗可秀整顿自卫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1935年6月，苗可秀在战斗中负伤被俘，拒绝日寇诱降，于7月25日在凤凰城殉国，年仅29岁。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翁照垣愤然离开十九路军。经李璜引荐，翁照垣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师长，其中下级军官也多为青年党员。长城抗战中，第一一七师转战冀东卢龙、迁安、丰润、玉田等地，所部营长、青年党员胡钟麟在马兰峪战死。

至于在政治方面，参加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投身战时政府，推动宪政，都活跃着青年党的身影。因为涉及到“抗战期间是否要宪政”的论争，不易说得明白，因此不在此赘述。

相对于青年党的实力，这些作为已然是竭尽所能，无论规模大小，成败如何，作为后人的我们都该拿他们作为国家英雄来祭奠和怀念。有的论者说1934年后，青年党的抗日活动基本停止，说他们不再抗日，而专门反共。这些论点还有待商榷。其一，1934年之后，青年党已经加入到国民政府，将自己的抵抗运动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当中，既然拥护政府，那么与政府步调一致，不再独树一帜，便是顺理成章。否则，政出多门，军令不一，难免出现“事变”、“摩擦”之类的事件。在国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中的青年党员一直在战斗，只不过，不再是以青年党为标榜罢了。其二，青年党自从提出团结御侮的口号之后，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在抗战结束之前一直是团结，而并非攻击。一直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8月，青年党第三次省市干部大会上，一些骨干要求进行彻底的反共工作，却没有被大会通过，大多数青年党领袖仍然秉承相忍为国的精神。另外，民主同盟的建立，青年党的作用极为重要，此同盟的建立，是青年党和其他党派与共产党积极联系，寻求支持之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