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人类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的程度呢？简直说来，都是被旧生活旧组织所支配，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坏思想。……所以人类的罪恶，一天比一天的暴露；世界的演进，一天比一天崩坏。求如原人时代不知不识、生活简单、罪恶较少的状态，都不可得了！……”

确实如此。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是资本病、工具病的总爆发:在对自然、他族冷酷无情几百年后，千百万人被驱赶到战场上自相残杀；人类制造出了工具，却沦为工具的奴隶；人类催生了政权，却被政权所奴役……原来，人类的种种关系，具有如此精巧的同构性:人类欺凌着自然时，此族必定在掠夺彼族，统治阶级必定在压迫普通民众……

那么，该怎么办呢？

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致，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我们如要实现这个幸福，和那个机会，用不着什么费力，什么寻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觉悟，抛弃‘为自己生存不管别人死活’的谬见，拿一个为全人类努力的心事，来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或许，正因此，陈炯明才将办学、办报视为“闽南护法区”的重中之重？在《闽星》半周刊、日刊之外，这片略显蒙昧的红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一时之间，漳州气象清新、文明大开。陈炯明为此大声呐喊:“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欲黑暗，你的星光欲了亮！”

然而，仅靠文笔鼓吹、口舌传播，安那琪的世界到底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红年大熟”

在盘踞闽南约两年后，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漳州地瘠人穷，“所入财赋向不敌潮汕一隅”（《晨报》，1921年1月14日），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在护法区“风声所播”、名满天下之后，陈炯明也需要一个省份，以试验他的联省自治。

六十余营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出闽南。这是一场无人寄予希望的战争:占领广东三年有余的桂军多达三百余营、十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粤军必败。而在两万余名广东子弟的身后，是一个干净整洁、被誉为“模范城市”的漳州:兴学、办报之外，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连同贫民工艺厂、博通公司、迎宾大旅馆，烘托出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漳州。而在那个公园的入口处，还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然而，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意义有限的改良。粤军开拔后，漳州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而经澄海、过大埔、破梅子岭、克饶平……粤军势如破竹。仅仅两个多月后，陈炯明就昂首走进了广州城。《民国日报》记载了广东绅民群起响应的景象:“强壮者揭竿而起，老弱者壶浆欢迎，颇有辛亥革命之趣”。而对陈炯明来说，七年前参与“二次革命”、众叛亲离、生灵涂炭的景象，想必还历历在目。在《回师宣言》中，他明确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其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

紧接着，11月2日，陈炯明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宜暂在上海，就议和办事处行使职权”；

11月8日，在发给湖南督军谭延闿的一封密电中，陈炯明与他相约，“嗣后粤湘（将在南北政府中）暂取中立主义”。与此同时，他的特使抵达长沙，开始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或许是中国现代史上堪称奇特的现象之一: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孙中山全集》）的保证后，孙中山又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

这为陈炯明后来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那么，晚年落魄潦倒的陈炯明有没有意识到呢？他的悲剧与其说是私人的，毋宁说是历史的:贯穿他一生的线索，都是地方士绅的，无论早年的议员生涯，还是广东新政、漳州新政，以及后来的“联省自治”，均如此。而孙中山却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简单地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的冲突，是两个人群的冲突:仅仅是在绝望于官吏、皇族的擅作威福之后，以士绅为主导的地方自治运动，才和职业革命家、秘密会社阵营结合起来；这个最重要的势力消长，一方面决定了辛亥革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大势力未来必然的分道扬镳……

进一步说，陈炯明的选择安那琪，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大误会？安那琪是这么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观念幻象中，它是最终抵达的目标；于是人们习惯去设置不同的阶段。他要以最温和、最不可靠的“人心”去保障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他挺进漳州不久，在遥远的北京，一群青年也先后信仰上了安那琪；仅仅两年以后，他们就纷纷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那一年，陈炯明创办《闽星》半周刊，有一篇著名的文字，《红年大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