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李大钊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杂志来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组织革命力量。《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司令部作用，其编辑部有三部分人组成，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拧成一股革命力量呢?李大钊提出:虽然有“许多主张”，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应当“结合起来”，“为文学革命新的奋斗”。在李大钊的努力下，编辑部成员统一到反封建这个目标之下，形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李大钊以此为核心，把大批读者、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第二，创建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力量。

1918年6月，由李大钊等7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都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为学会提出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他经常组织会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还出版《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任主编。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五四前夕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成员已有6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会员都同情或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第169页）

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欺骗警察，避免查禁，用了马尔格斯(马克思的译音)的名字，反动警察当局误认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对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外举办些演讲会。李大钊通过这个学会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李大钊传》第34-35页）

其三，热心指导各种团体活动，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

1918年秋，李大钊担任了反日本帝国主义情绪强烈的《学生救国会》的顾问。《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6月由北大学生发起，是北京和天津地区学生参加的进步政治团体。在李大钊指导下，《救国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作爱国宣传，串联学生，组织革命力量，在他们的鼓动下，这些城市有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到五四前夕，《学生救国会》已发展成全国性进步青年组织。北京的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天津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张太雷，武汉的恽代英，江西的方志敏，南京的张闻天、沈笑民，上海的邵力子、史景才，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都是这个组织中的骨干。1919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会，这个学校的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学生会，成为中坚力量。为加强联系，扩大影响，救国会于1918年10月成立《国民社》，成员有100多人，聘请李大钊为该社导师。李大钊对国民社进行了热情帮助和精心的指导。许德珩回忆说:“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总顾问，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转引自《五四运动史》第22页）1919年元旦，出版了《国民》杂志月刊，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强调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大钊也常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国民》杂志第五期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前一部分，这是在我国最早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许德珩:《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百科知识》1979年第一期）救国会和国民社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特点，具有先进的或中间的民主主义思想，它对于五四运动兴起并迅速向全国扩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积极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时，李大钊还担任了北大文科一部分青年学生组织《新潮社》的顾问。他不仅帮助他们筹备出版《新潮》月刊，为他们撰写文章，还在图书馆拨一间房子给他们使用。这个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比较广泛，在反封建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潮社》大多数成员思想还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阶段，李大钊针对这个情况，提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口号，这样，把《新潮社》成员团结起来，使不少青年在李大钊帮助下，接受了反帝口号。李大钊还直接指导了《平民教育团》工作。《平民教育团》是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大学生组织，他们深入工厂、街头作爱国宣传，帮助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以“增进平民认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五四运动高潮中，他们组织讲演团，配合运动的发展，到市民中展开了“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反帝宣传活动。五四运动后，他们又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并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工作。（《李大钊传》第60页）

其四，通过写文章，教育知识青年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五四前，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教育青年，要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同劳动人民解放紧紧地联系起来。他指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知识阶级要加入劳工团体”。（《李大钊选集》第160页）他号召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农村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因此，革命青年应以俄罗斯青年为榜样，“应当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消灭苦痛的原因”，把劳苦大众“从苦痛里救出来，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农的村。”（《李大钊选集》第148页）李大钊对革命青年寄于无限殷切希望，他说:“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啊!快快起来!努力作人的动。”（《李大钊选集》158页）激励青年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上述这些论述中，李大钊已初步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思想。鲁迅曾说过，尽管这些论述还有不精当的地方，但毕竟是先驱者的丰碑。它对推动知识青年投入到五四反帝爱国的群众中去，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思想指引下，五四运动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初步相结合。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成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说，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联系和团结了国内一批进步知识青年读者，发展了革命力量，从这意义上讲，陈独秀和李大钊一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陈独秀自己没有创建革命团体，也没有担任任何进步青年团体的顾问和指导等工作。由此可说，在五四前夕主要以李大钊为核心，以他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周围，已经联系和团结了许许多多的爱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从组织上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重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