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新经济体制的重重障碍

新经济体制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但是却遭遇连柯西金本人都料想不到的重重障碍。

就新经济体制来说，它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刺激，实际上是想让计划考虑某些市场因素，然后间接地传递给企业。这种就斯大林模式改革斯大林模式，在实际推行中立即显露出它自身的缺陷。

首先，企业奖励基金的多少是与当年的工资基金直接相连的。为了做大奖励基金的总盘，企业经理们都想尽办法提高工资基金，根本不顾节约劳动力，造成从业人员膨胀。

其次，奖金在企业内部的分配上是很不平衡的。据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704家企业统计，来自利润提成的物质鼓励基金，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得总额的81.7%，工人得总额的18.1%。实行新经济体制，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明显得益；工人得益不多，积极性不高。

再次，企业为了超额完成计划，往往有意隐瞒生产能力，压低计划产量。而且，企业在超额完成计划时也不愿超额太多，因为计划部门将根据企业当年达到的实际水平，作为明年计划的起点。一位经理坦言:“超额完成计划是危险的、冒险的事情。如果去年总产值超额10%，今年超额5%，那么你就将遭到痛斥，因为增产速度下降了。”当然，奖金也泡汤了。

此外，即使以产品销售量代替总产值指标，也没能解决企业产品质量低劣、落后，满足不了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因为整个经济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即使产品质次、落后，消费者也无可奈何地只能接受。

新经济体制除了它自身仍然束缚在计划经济范围内所造成的矛盾之外，更严峻的是遭到来自苏联整个体制和传统势力的阻挠和反对。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拉拉扬茨反对提升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反对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合同义务的条件下，有权买卖生产资料。他说:“按照国家计划把物资分配给基本消费单位(部、主管部门和加盟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必要因素。……要国家停止执行这项任务的任何企图，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必将严重破坏经济发展。”拉拉扬茨还忧心忡忡地说:“苏联国家计委用来制定物质平衡表和年度分配计划的产品品名表被蚕食。几年前它约有3500个，现在大约剩1900个。”

更为严重的是，从新经济体制实施以来，各部机关几乎仍是按老一套办法在管理企业。这些旧领导方法的经常表现是:

第一，各总管理局、各部不根据企业的核算或者申请单，而是按照已达到的水平，加上指令性的百分比，给企业下达计划指标。这是行政命令在计划领导方面的传统做法。

第二，各总管理局、各部随意改变下达给企业的计划。1966年，苏联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日用器械机器制造部对它们在列宁格勒的企业，一半以上都变更了计划。有的总管理局就是不执行《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的规定。如《条例》规定:“企业有权向其他国营和合作社企业、组织，包括集体农庄在内，不经调拨出售按凭单推销不出去的产品。”1967年上半年，莫斯科钢筋混凝土六厂有11950立方米的盖板得不到销售凭单，周边城市却极需这些盖板。然而，莫斯科工业建筑总管理局却禁止该厂在没有销售凭单的情况下，向周边城市出售这些产品。

第三，稀缺物资、原材料的分配，仍然是原封不动地由上级机关按指令性计划分配。逐步把物资技术供应转向有计划的批发贸易尚未实行，就被批判为“恢复资本主义自由贸易”。

第四，企业虽有基金，却极难办得成实事。因为建造职工住宅、幼儿园和其他社会文化设施，都需要有建筑材料、设计文件，以及短期计划不饱满的建筑施工单位。而建筑材料、建筑设计和施工企业都归国家计划统一管理，只要其中缺一，就什么也做不成。何况企业基金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毕竟很有限。

此外，更为严重，而且难见于正式文字的是，厂长、经理们虽然都欢迎扩大企业的独立自主权，但是谁也不敢顶撞上级机关阻挠、限制新经济体制实施的种种行为。因为厂长、经理们的奖金、升迁，都由上级领导人决定；上级领导人随时都可以找出合适的理由，取消下属企业领导人的奖励，或给予行政处分。

新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出现如此艰难的局面，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毕尔曼在1967年第2期《文学报》上发表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所说: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又能够这样做？所有这些都不取决于某个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觉悟和良心，而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这种国民经济最可怕的祸根，惟意志主义在经济中的活跃，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员的习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死板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苏联社会创造了适应于它的经济体制。”

凡此种种困难和层层阻力，表明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斯大林模式的极限。苏联已经到了必须冲出从战时共产主义脱胎、发育起来的斯大林模式；应当改变把由官僚寡头们层层控制和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全民财产”，把服役式地劳动的亿万群众说成是“企业主人”，等等之类的陈腐说教，走向市场经济。经过近半个世纪运行的斯大林模式，已经编织成从上到下，密如蛛网的斯大林模式官僚机构，以及彼此之间交叉联系的权利关系。斯大林模式的官僚机构是适应斯大林模式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已经习惯于斯大林模式的运作，并依赖斯大林模式而存在。当改革触及到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核心时，除了传统、僵化的观念阻碍之外，更强烈的是遭到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从上到下的抵制和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