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解释努尔哈赤的“抚蒙政策”时，写道：“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作者将清朝逐渐实行的对蒙古政策，统统都归为努尔哈赤所制定。但事实却否定了作者的信口开河。满蒙联姻，实始于努尔哈赤，与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军事与政治同盟，努尔哈赤以“保护人”的身份，与他们共同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努尔哈赤与之联盟的蒙古如科尔沁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後来的那种君臣关系。到皇太极时，才开始把这种隶属关系确立起来。给内蒙古诸部按八旗制编旗，也是皇太极做的一件大事；“会盟”并非努尔哈赤所为，确是康熙帝为解决喀尔喀蒙古问题，先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举行过一次“会盟”。更重要的一次“会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亲自前往多伦并亲自主持“会盟”，决定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作者归纳努尔哈赤对蒙古实行“编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项并无史实根据，却是将其後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尔哈赤的名下！

更为离奇的莫过於说：“迁都渖阳後”，“渖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还“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是事实吗？自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以来，辽东、辽西先後辟为战场，努尔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杀戮与抢掠，撤走时毁城，夷为平地，如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广宁等，都变成一座座废墟！明代辽河流域的经济及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芜，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无人之域！当时，朝鲜人、明辽东将吏等，都留下了战乱实况的真实记录。如，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写道：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一年内，辽东十余万人死亡，“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号。”朝鲜学者李肯诩记述：辽东大批人口逃入朝鲜，“前後数十万口”。明人陈仁锡记载：辽东百姓死十之八九，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辽东“盖州、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辽西锦州、义州、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类似记载，史不绝书。皇太极时，与明朝继续在辽西地区展开拉锯战，对峙10余年，以至人烟几绝，一片荒凉。努尔哈赤占据辽东，辽河地区处於激烈交战状态，战争乌云密布，谁来“全面开发经济”？即使个别地区，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仍恢复不到明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准。在作者的笔下，辽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宁。如此歪曲历史，莫此为甚！

作者不顾历史事实，把战争残破的经济说成是“全面开发”、“迅速发展”，甚至奉努尔哈赤为“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区域经济”开发的“创始者”！这是作者的又一大“发现”？简直是闻所未闻之奇事！

努尔哈赤之死，又是作者解不开的一个谜。本来，学术界对其死事早有定论，确认其非为炮击伤而死，实死於疾病。明官书《明熹宗实录》载：指挥甯远战役打败努尔哈赤的明将袁崇焕奏报：“奴酋（指努尔哈赤）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死於八月初十日（实际死於十一日）。”此报出自当事人袁崇焕给熹宗皇帝的奏疏，其他任何传言包括炮伤致死，皆不足信。作者在20年前出版的《努尔哈赤传》中，提出炮伤致死，或病死，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多种说法。那时，水准不足，不能辨真假，情有可原；而今已成“权威”，却仍含糊其词，声称：“清史界有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这个（被击伤的）‘大头目’就是天命汗努尔哈赤”。所谓的“有学者认为”，实则就是作者本人！而在另一处行文中，却又说：努尔哈赤“忧愤而死”。努尔哈赤到底是怎麽死的？作者还是坚持炮伤而死，但又不敢明说，便假托到清史界“有学者”的身上。治学之不实，於此可见一斑。关键是，作者读书不足，连《明熹宗实录》都没有认真全读过，又不信袁崇焕之说，难怪解不开不成问题的努尔哈赤死事之谜！

《正说》标榜“解密历史真相”，究竟解了几个“密”？恰恰相反，诸如努尔哈赤之死，以及以上所举事例，不但没解密，却是制造了史实混乱。努尔哈赤以下，还有十一帝，其谬误多得惊人。阎崇年“正说”的要害，严重违背历史真实，充斥唯心史观，给努尔哈赤及清史作出了错误的解读。

“正说”充斥唯心史观

传承历史与文化，除写成严肃的学术专着、论文，又可借助多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诸如历史小说、评书、故事、演义，乃至影视、戏剧等，还有“正说”、“品说”，都可以用来阐发历史。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方式，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应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准确地解读历史，阐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换言之，历史的真实性与唯物史观，是史家阐释历史与文化的不可背离的两项基本原则。舍此，必然将历史引向歧途。阎崇年、易中天等人无视解读历史应遵循的原则与规则，随心所欲，以个人好恶的唯心史观，胡乱评说历史。易中天的所谓“品说”，表面看，应是严肃之作，以高品位、高格调来品出三国史给人们的教益。但与人们期望的正好相反，却完全是戏说，把一部如英雄史诗的三国史“品说”成一部荒唐的闹剧！不论他说得何等天花乱坠，不过是一堆文化垃圾！

照理说，阎崇年的“正说”，应比易中天的“品说”更正宗，更严肃，如《正说》明文标榜：其“正说”正是针对“戏说”而发。这说明该书应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学术高端之作。但事实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作者打着“正说”的旗号，却不正说清史，不顾历史事实，不惜无中生有、张冠李戴、随意纂改，甚至杜撰清史；其史观之荒谬，提出诸多荒唐的说法，哗众取宠。如前已指出，作者研究清史很有限，除了研究过努尔哈赤、袁崇焕，其他研究，特别是清入关後，迄至清亡，基本没有涉足。质言之，没有做过哪怕是一般性研究。故其所说所写，多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简单归纳而成。正因为没做过研究，在识读和取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时，也是生吞活剥，不可避免地错谬累累，亦属自酿之恶果。

在“正说”清十二帝中，颇多“理论”发明。以努尔哈赤为例：他“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据说，这就是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产生了原生性的影响”！这是什麽话？清朝走向鼎盛，是努尔哈赤的“种子”所致吗？清朝走向衰亡，就是努尔哈赤的“基因”所害吗？这就叫“原生性影响”？何为“原生性”？清朝之兴与最後亡国，都是努尔哈赤决定的吗？无限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视同神人，作者的唯心史观真发挥到了极限！用这种“血统论”来解释努尔哈赤与清朝兴亡的关系，谁都看得清其中的荒谬。作者“总结”努尔哈赤成功的“秘密”，有“天合、地和、人和、己合”之说，其主观臆造，牵强附会，充斥唯心说。以“300年也会有王者兴”的宿命论，宣扬“天命”必归努尔哈赤！又称，清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八旗制度的腐朽。而八旗制度就是努尔哈赤开创的。”且不讨论清朝灭亡的原因是否是八旗制的“腐朽”，当初创立此制，不可否认，它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最终夺取了天下。最後，此制度变得“腐朽”，怎麽也清算到努尔哈赤的头上？时代总是要变化的，原先的制度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也该变革，这是後代子孙的事，他们不变革，听任制度“腐朽”，怎麽可以让努尔哈赤对二百多年後的事负责！这种不合情理的逻辑推理，不顾事实的解析，只能陷入荒诞不经的泥塘！类似的事例，在《正说》中俯拾皆是，是其唯心史观的大泛滥！

我本无意于阎崇年之学术，况且学术差错、失误难免，不必大惊小怪。但其谬论之多、错误之严重，为多少年来史学界所罕见！而其本人对此毫不在意，蔑视学术界。眼下又“正说”《清兴明亡六十年》，故伎重演，继续以想当然的唯心史观传播错谬，如此下去，岂不搞乱了清史！以假当真，以次充好，既败坏了学风，又败坏了民风。有鉴於此，不得不略为指谬，也期待阎崇年先生有所反省。

本文仅仅指出“正说”努尔哈赤些许错谬，至於其他错谬，及其後所谓“正说”的清十一帝，同样错谬累累，非本文所能容纳。如有必要，我很乐意继续讨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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