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时，大约是凌晨5时。大家都不肯回房间，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我想，经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的震撼，又感受丧失亲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苦痛，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使馆遭到摧残，拖着紧张拼搏之后疲惫不堪的身躯，当前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撑。我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党中央、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接回烈士的遗骨，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

在我的劝说下，同志们陆续回到房间休息。而此刻，最让我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仍下落不明。刚出危楼时，我听武官处的同志说，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听到了任宝凯的声音，估计他已经出来了。可是，在营救同志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同志们猜测，他可能受了伤，已被送到了医院。我们分别给几个收治中国使馆伤员的医院打电话，都说没有此人。使馆里没有武官，伤者里也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牺牲了。但是，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也无法向国内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

为了弄清事实究竟如何，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我带上翻译，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前往急救中心。

虽然已是凌晨，整个城市仍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在漆黑的街道上穿行，没有灯光，没有人影。郭志嘉是学塞尔维亚语的，是南斯拉夫通，对贝尔格莱德市很熟悉，否则在这漆黑的夜里是难以辨别东南西北的。

我们来到急救中心，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回答说，要到太平间找遗体，必须经院长批准，院长7时半来医院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还不到6时。我急了，说我们不能等，今天是特殊情况，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但告诉我们说，即使把他叫醒，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医生带我们走进急诊室，我们看到医生已经对伤员做了紧急处理。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昏昏入睡。刘锦荣满脸绷带，跟我说话时仍感到呼吸困难，伤口疼痛。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只有刘新权说，这里他伤势最轻，只是脚扭伤，很快会恢复的。屋子里很黑，借着微弱的烛光，勉强能看清伤员的脸庞。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急诊室。

回到急救中心的会客室，院长还没有来。再三催促，院长终于来了，并把我们领到太平间的走廊。但管理人员不让我们进去，说不方便。他们进去寻找，并稍事整理，把三位烈士的遗体放在小车上推了出来，他们是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这是悲惨的死，壮烈的死，英雄的死。几个小时前，我们还曾相见，我们还曾谈论时局，而现在竟是阴阳两隔，竟是诀别。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攥紧，是疼痛，是酸楚，是挣扎，是休克。此刻，我无暇多想，痛哉死者，惜哉生者。我还心系着有生还希望的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太平间的管理人员告诉我，除了这三人外，太平间里再没有死亡的中国人。那就是说，武官还在使馆里。我马上用手机把查看到的情况告诉在使馆前守候的李银堂，让他请消防队员帮助进楼内寻找。我们马上赶回使馆。

天阴沉沉的。虽已清晨，几缕吝啬的晨曦从云层里透出，黑暗仍在游荡，不甘消退。我们来到使馆楼前，警报尚未解除，守护使馆的警察仍然把守着门口，不允许进出。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武官还在楼里，生死不明，我要进去找他。消防队员也过来阻止我们。我请他把头盔和手电借给我，我要亲自去找，准备闯进去。这时，在楼前守候的李银堂参赞告诉我，消防队员在楼里发现了一个人，还活着。他们说，你们即使进去，也背不出来，还是请急救车来。他们立刻和急救中心联系，急救车风驰电掣而至。不一会儿，从里面抬出一个人，正是武官任宝凯。我马上走上前去，看见躺在担架上的武官满面尘土，没有伤痕，呼吸却很艰难，嘴和鼻子里呼出很多泡沫。武官还活着，武官没有死！急救车载着他向急救中心疾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