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没忘记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他随后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环球时报》主编的家里，主编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至此，我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我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我们正在抢救。部领导问:“听说你受伤了？”我回答说没有，我们正在加紧营救尚在危楼里的同志。我的话语和我的心情一样，都十分焦急。部领导对我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接着，部领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手机打电话给我，询问相关情况:有几位同志没有脱险？究竟是几颗炸弹炸到使馆？我记得我当时向部领导汇报说是巡航导弹，有同志告诉我说是3颗导弹。当时，我确实不清楚究竟是几颗炸弹，因为当时没法逐一查看，更不知炸弹是什么型号的。弄清这些问题，是后来的事。

南联盟的消防车和急救车纷纷赶来，但由于使馆大门是电动的，轰炸造成使馆断电，使馆大门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事先，使馆办公室进行了断电情况下的演练，告诉大家在断电情况下如何打开大门。使馆办公室的董健钻进大楼，从传达室里取出钥匙，打开大门，消防车和急救车才得以开进院里，为灭火和抢救人员提供了方便。

在使馆大楼五楼的几位同志，此时还在攀窗焦急地向地面张望。显然，他们已经做过多种尝试，从楼梯下来已不可能，所有退路已被烟火阻断；制作绳索，攀援而下也不可能，因为楼层太高，绳索难以达到地面。他们只有等待外面同志的救援。这时，在场的南斯拉夫人经过联系后，他们火速派来消防云梯，五楼的同志才得以沿着细小的云梯缓缓而下，得以脱险。

三位记者遇难

当曹荣飞从危楼得救后，人们却没发现他夫人邵云环的身影。在送曹荣飞上急救车时，有人焦急地问他:邵云环在哪里？但是，就在使馆被炸的刹那，他的眼睛受了重伤，满脸是血，什么都看不见，他哪能知道邵云环的下落。有的同志知道，邵云环当天在使馆外的新华分社办公室办公，很晚才回到使馆宿舍。此时，她没有从三楼的自救通道下来，那就一定还在宿舍里。于是，我们敦请消防人员到她的房间里去找。

南联盟的消防人员具有丰富的消防和救护经验。自北约开始轰炸以来，他们已经处理过多起类似事件: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大楼被炸，他们急忙赶到现场，救护人员，扑灭烈火；塞尔维亚电视台大楼被炸，那时正是深夜12时，也正是电视台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很快赶去救出伤员，从废墟中找出遇难者的遗体……他们可以说身经百战，浑身是胆。此刻，他们头戴钢盔，身穿防护衣，脚登高筒防水靴，手拿大手电筒和其他工具，在办公楼里搜寻。过了一会儿，他们把邵云环抬了出来。我和几位同志一起紧急将邵云环送上急救车。她满面鲜血，已经停止了呼吸……

还有三位同志没有从危楼里出来，他们是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以及武官任宝凯。消防队员在楼里找不到他们。董健只好戴上消防队员的头盔，带领着消防队员去找。在许杏虎的卧室里，在坍塌的墙壁下，发现了许杏虎和朱颖的遗体，他们满脸满身伤痕，鲜血在泥土上已经凝固……

这时，一颗导弹从人们的头顶曳着火光呼啸而过，大家本能的反应是纷纷卧倒。这颗导弹在离使馆几百米的贝尔格莱德旅馆爆炸。这家旅馆在多瑙河边，每逢周六举办工艺品展销，我曾去看过。为什么炸旅馆呢？据北约后来宣称，旅馆里隐藏着南斯拉夫军人。可以想见，这只是借口而已。

紧接着，在使馆大楼前的南斯拉夫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接到一个手机电话。他告诉我，那边又有动静了，意思是北约战斗机又从意大利基地起飞，可能有第二次轰炸，要大家全部撤退。轰炸期间获得的常识告诉我们，第二次轰炸是针对救援人员和现场人员的，杀伤力往往比第一次还要大。聚集在使馆大楼前的人群呼啦啦地散了。在使馆大门前和周围，塞尔维亚内务部布置了岗哨，严禁人们（包括使馆人员）进入使馆大楼。但是，我们使馆还有人下落不明，我怎么能离开呢？

南联盟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扬科维奇告诉我:南联盟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洲际旅馆订好了房间，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又转订了西方同南斯拉夫合资的凯悦旅馆。我考虑，大家已经挨了一次炸，不能再让他们第二次挨炸，应该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落脚。这样，留下李银堂和董健在使馆前值班，其余同志全部转移到凯悦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