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导致不良后果的证明在于:雍正皇帝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处罚包括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对于吸食鸦片者免罚，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对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处，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仅禁令颁布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不可思议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一个苦涩的故事是，1793年英国首任外交公使马戛尔尼(Ma Cartney)率七百余人的庞大使团携各种礼品抵达北京。使团的规模与礼品之丰厚表明了英王的重视程度。在英皇乔治三世给他的授权书里，不仅有自主做出让步决定的权力，而且还有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的英王允诺，以符合中国的鸦片禁令。英国特使谋求中国开放内地市场。但马戛尔尼拒绝了必须对乾隆皇帝行跪拜礼的要求，于是被视一切外国均为夷、礼品必是贡品的清朝认定为大逆不道，清廷遂限期逐其出国门。

而他所赠送的大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机器都被安装于皇宫当做玩物，所提议的建立中英两国外交与商业联系，亦未讨论即被拒绝。英王促进英中正常贸易全面开展的企图寿终正寝。非但如此，马戛尔尼却通过与满清官员的接触得出结论:“清王朝已经腐败衰弱，不堪一击。”称之为“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他提议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以继续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使命。结果在跪拜礼问题上又僵持住了，这回清廷干脆连对话也不考虑，直接把他们遣送出境。

进口鸦片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了禁鸦片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本国发财的清国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他们阳奉阴违，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与外国――主要是英国――鸦片商互相勾结，走私鸦片如入无人之境。

魏源追述: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马克思也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当时人士蒋湘南调查: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林则徐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

由于清国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 Karl 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中国输入鸦片达三亿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