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林则徐仅仅只是旧时代精英
2009年11月16日 14:21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以区区五万余字谈论中国近代历史,而能起到震聋发聩的效果,在当代中国人中,恐怕非历史学家蒋廷黻莫属。

对中国大陆多数读者来说,蒋廷黻的名字是陌生的,其陌生的程度以我昨天的体会,绝对不亚于第一次听到唐德刚这个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名字。也就是在昨天,在我文章后面的留言中,有一位热心的读者向我推荐了蒋廷黻和他的著作。今天一早,我就按这位读者的指引,用Google一索,轻松地把蒋廷黻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下载到了自己的电脑中。这本薄薄的书读起来琅琅上口,对我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朽而言,一点阅读障碍也没有,就仿佛听一位邻家大叔讲故事一样通俗易懂。

在阅读蒋廷黻这本虽然篇幅短小但却堪称伟大的历史著作时,我一个最为强烈的感受是,他无论是论述历史事件,还是评价历史人物,始终把握住了中国如何应对近代化挑战这一核心命题,不但叙事议事高屋建瓴,目光如炬,而且评价历史人物拿捏准确,对其是非功罪裁量非常精当,其史识、史胆和超前的历史眼光,令人为之折服。

蒋廷黻于70多年前,在他著作的开篇总论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馀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还推崇他。”

蒋廷黻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时说:满清王朝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蒋廷黻评价林则徐,我以为是他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他在书中摘引了林则徐赴伊犁谪戍途中曾致友人的信函,把林则徐检讨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跃然纸上:“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这位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名言传世的“民族英雄”,居然叮嘱他的朋友,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蒋廷黻以此得出结论:林则徐,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的。所以,蒋廷黻在著作中说:“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从蒋廷黻的论述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林则徐这样的人,居然在当今中国,依然有人把他当民族英雄对待,可见,我们这个民族160多年来,半点长进也没有,其心态、其气度、其眼界、其胆识,与林则徐别无二致。

蒋廷黻在著作中,最有现实借鉴意义的论述,是对《南京条约》签订后,满清王朝的应对之道的论述。他写到:“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商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按蒋廷黻的论述,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锐都明白的裁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5%,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蒋廷黻还说:“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作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入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蒋廷黻遂得出结论:晚清和世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蒋廷黻的著作读到这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心里是一阵一阵地在绞痛。因为,他促使我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根源它还存在吗?我们的“无知”和“法制文明”水准,与当年的满清相比,究竟有了多大的差别?

不知是谁说过,真正的中国近代史,对一个爱国者来说,是不忍卒读的。以我的体会,你得准备速效救心丸和两条手帕在案头,当你读得心绞痛的时候,可以及时服药,当你读得眼泪滂沱而下的时候,可用手帕抹去,但一条手帕是不够的,除非你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而我,肯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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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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