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这场战争看作是日本政府的一次投资行为的话，则该投资的收益率至少在81.8%-265.5%之间，不仅赚了个钵满盆盈，而且还为日本政府通过投资以扶持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财力保证。反之，中国则元气大伤，使得自洋务运动开始的政府主导型的中国工业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更加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除了直接的成本支付以外，更有不可估量的间接成本支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偿还赔款，中国政府被迫举借各种债务而所支付的高额利息等损失，另一是本来可以用于中国国内各方面建设的巨额资金，因偿还战争赔款而流失，致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始终无法突破资金瓶颈制约所造成的损失。

首先来看清政府几笔主要借款所支付的利息等损失。当时日本为了尽快或更多地得到战争赔款，规定了甲午赔款的两个偿付方法。第一种方法，一年半之内清偿1亿两白银，余款于1902年5月之前按年均分清偿，自换约后六个月支付5000万两起，余款每年按五厘计息。第二种方法，于三年内清偿全部赔款，免除利息。清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决定借债偿还。为了在三年内还清赔款，1895年7月，中国政府同俄法两国签定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全部借款4亿法郎，年息四厘，分36年还清，折扣为94.125%。1896年3月，中国政府同英德两国签定借款合约，即“英德借款”，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分36年还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中国政府再次同英德签定借款合约，即“续英德借款”，全部借款1600万英镑，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45年还清。据计算，仅上述三笔借款给中国造成的可以估计的间接损失就达40471万两。具体计算如下:（1）三项借款利息按借款时银价计算，俄法借款约8946万两，英德借款约11477万两，续英德借款约15217万两，合计共35640万两。（2）借款手续费按借款时银价以1/400计算，总计达166万两。（3）借款折扣损失总计约达4665万两。（4）汇兑、镑亏损失。外国银行在支付借款时抬高汇价，当中国政府还本付息时又压低汇价，利用汇价波动以牟利，三项偿款在支付时通过提高汇价就使中国少收银两达1584万余两。同时，由于世界性银价的暴跌，中国政府在偿还这些外债时所蒙受的“镑亏”损失更是无法估计的。

其次来看因缺乏资金致使中国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以及被延误而造成的损失。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资本，因此资本形成的快慢、资本数量的大小就成了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按照经济学家莱宾斯坦的论述，一国的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至少也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即有一个最低限度。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打破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必须首先保证有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即所谓的“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最小努力就难以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然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政府却打了一场大败战，不仅掏空了国库和人民的腰包，而且还筑起了惊人无比的高高债台，“临界最小努力”的投资根本不可能。中国政府被债务、赔款等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此，还债、赔款犹嫌釜底抽薪尚来之不及，进行国内的工业化等经济建设又哪来资本？因此，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只能作为许多中国人一个遥遥的幻梦而存在着。由于没有资金，既不能进行“临界最小努力”的投资，更勿谈象日本那样通过国家投资来发动工业化了。由于战争赔款、由于因赔款而衍生的巨额利息等负担，不仅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因此打断并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使中国为此而支付的机会成本当以成千上万亿来计。

甲午战争的直接、间接成本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无比重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因战败而更加拉大了与世界诸列强的距离，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因而，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先后出现了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而日本由于大发战争财，使得日本的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侵略战争紧密相关。甲午战争使日本偿到了战争的甜头，后来，为了更加巩固和更进一步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1904年日本同俄国在中国东北开战，1931年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1937年更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说:“甲午战争，……说得远一点，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九·一八’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日后的发展影响是多么得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