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来，孔子的政治身价几经浮沉，学界对於“使由使知”的解释，随之也多所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如下两种译文:

“孔子说:对於老百姓，只能让他们照着[统治者的]命令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甚麽要这样做。”

这是孔老二献给奴隶主贵族的愚民政策。（《论语批注》，1974）

这里也用“能”与“不能”来对译“可”与“不可”，不过与前人所谓的能与不能的意思完全相反，这里所译的“只能”与“不能”，完全是“应该”与“不应该”的语气，而非“能够”与“不能够”（“有法子”与“没有法子”）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算是一种创新吧。

另外一种说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

孔子说:老百姓认为可行的，就让他们如此干下去；老百姓认为不可行的，就告诉他们为甚麽要这样干才是对的。（《圣人箴言录》，1995）

这里采用的是梁启超的早期句读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在“可”字的解释上，较之梁氏当初，似乎还更为贴切些。可惜生不逢辰，就在这一说法出世的前二年，一个足以扫荡一切以往种种诠释的权威声音，已从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山包中，冲天而起了。

（ 二 ）

那就是郭店楚简中的说法。

郭店楚简中有几处是直接涉及“使由使知”之说的，有几处则间接与之相关。其直接者如: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尊德义》）

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是以民可敬道也，而不可□也；可御也，而不可牵也。（《成之闻之》）

很显然，这两段文字中所提出的问题，正就是《论语·泰伯》中的那个问题。此处的“民可使道（导）之”、“民可道（导）也”、“民可敬道（导）也”乃至“可御也”几句，正就是《论语》所谓的“民可使由之”；而“不可强也”、“不可□也”、“不可牵也”几句，应该便是所谓的“不可使知之”了。

稍有不同的是，“道”和“御”，是从治人者的角度发言的；而“由之”，则从治於人者的角度。而且，更重要的是，“道之”意味着，有个客观的“道”存在着；仿於道而行，是为“道之”。所以《尊德义》中又说:

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

民有“民之道”，正如水有“水之道”、马有“马之道”一样。圣人按照“民之道”来治民，就叫“道（导）之”。而所谓的“民之道”，楚简中曾一再出现过如下一条说法: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楚简《缁衣》）

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夫唯是，故德可易而施可转也。（《尊德义》）

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词，虽厚其命，民弗从之矣……上苟身服之，则民必有甚焉者……上苟倡之，则民鲜不从矣。（《成之闻之》）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客观存在着的、民之事上之道。所谓“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尊德义》）者，窍门全在这里，全在於治民者是否承认并善用这条民之道。盖无论禹朝也好桀朝也好，民总是同样的民，民之事上总是行其同样的道；国之治乱不在民，唯视在上者厚其所命还是慎其所行。要知道，老百姓是“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的，故而虽厚其命，存乎其词，说得天花乱坠，也是无济于事。这就叫“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之而使之知，就叫做“强”叫做“牵”，叫做“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

如果了然於下之事上常“从其所行”，知道“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的道理，就必定会“身服善以先之”（《成之闻之》），“道之”“敬道之”，妥善运用“民可使由之”的真理。这叫做“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叫做“为政者教道之取先”（《尊德义》）；教者何？“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

所以，争论了若干年的“使由使知”题，其关键原来不在“可” 与“不可”上，不在后人所理解的能不能或该不该上；而在於，治民者以身教还是以言教，在於:“古之用民者，求之於己为恒”（《成之闻之》）。这种解释，和儒家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而且距离原命题提出的时间不远，可以看作是得其真义的。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滕文公上》）

正其身，然后正世。（《唐虞之道》）

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故长民者章志以昭百姓，则民致行己以悦上。（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