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2年3月10日，法庭不顾一切无罪的证据，粗暴地判决卡拉车裂之刑。临刑前，老卡拉（新教徒）悲愤地说:“我已经说明真相，我死得无辜……”

事发不久，伏尔泰便听到各种传闻。他对教会（上文一直说的是法官、法院，怎么突然出现了教会？）历来持怀疑态度，认为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无耻之徒。（那他还为何为新教徒辩护？卡拉是新教徒）

卡拉老汉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他对教会（是教会审理这个案件吗？）和司法当局的无比愤慨，他决心为维护人的尊严、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奋斗。（这个案件涉及到信仰自由了吗？）

他通过各种渠道，沉着冷静地亲自调查和搜集证据，并将被流放到日内瓦的卡拉的两个儿子召到费尔奈，根据他们两人提供的详情和从过往旅客中听到的反映加以比较，从而对整个事件作出个人的判断。其间，他发表了卡拉两兄弟的口供，写了揭露这起惨无人道的冤案的小册子，并为卡拉太太提供一切费用，把她接到巴黎，以引起舆论的注意。1763年2月3日，伏尔泰亲自写了上诉书，作出“我敢肯定这家人无辜”的结论。3月7日，枢密院下令重审此案，蒙受不白之冤的卡拉老汉及其一家终于得到昭雪。

思想观点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不过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提倡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终生与宗教偏见作斗争，但又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情欲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奈德（Knight， Walter B.）说道:有一天，伏尔泰对朋友说:“基督教是由十二个无知的渔夫所创立，我要向世界证明，一个法国人便足以将之摧毁。”他积极推行此一任务，公开嘲笑艾萨克 牛顿（Sir Isaac Newton）。有一天，牛顿根据但以理书十二章4节和那鸿书二章4节作出一个预言:“有朝一日，人类将能够以每小时 40 英里的速度前进。”伏尔泰回应:“你看，基督教可以让聪明如牛顿这样的人变得如此的愚笨。他难道不知道如果一个人以每小时 40 英里的速度前进，他将会窒息，而他的心脏会停止跳动吗？”

伏尔泰死后二十五年，他的家宅被日内瓦圣经公会买下，作储藏圣经之用，而他的印刷机还被人用来印刷出大量圣经。” (ibid.， p. 24.)

他的护士看到伏尔泰死前的挣扎，说:“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一个不信神者死亡。”

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了，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伏尔泰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反映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开明君主制。他在哲学上信奉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的经验论。

在哲学上，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肯定认识采源于感觉经验，但他又认为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他对劳动人民是十分鄙视的，认为他们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说“当庶民都思考时，那一切都完了”。

伏尔泰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