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父亲是法律公证人，希望他将来做个法官，但他对文学发生兴趣，后来成了一名文人。

伏尔泰才思敏捷，一生多才多艺。他的作品以尖刻的语言和讽刺的笔调而闻名。他说:“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他曾因辛辣地讽刺封建专制主义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他的书被列为禁书，他本人多次被逐出国门。1725年他被迫流亡英国，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研究英国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研究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

伏尔泰经历了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封建王朝的统治，目睹了封建专制主义由盛转衰，亦亲身感受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和反动。他深刻地预见到革命必然到来，他对朋友说:“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正在撤下革命的种子，尽管我自己未必成为革命的见证人，但它是必然要到来的。”

伏尔泰写过大量文学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史诗《亨利亚德》、《奥尔良少女》，悲剧《欧第伯》、喜剧《放荡的儿子》，哲理小说《老实人》。他又写过不少历史著作，如《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等。在哲学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哲学辞典》、《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等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哲学通信》被人称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 ”

伏尔泰非凡的才智，锐利的思想以及他对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所作的揭露，使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声望。统治者也念利用他。路易十五请他当过宫廷史官，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他待为上宾，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接见过也，但最终都由于他的叛逆思想而不欢而散。痛苦的经历使他决心不再与任何君王往来。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不过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县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了，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在哲学上，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肯定认识采源于感觉经验，但他又认为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他对劳动人民是十分鄙视的，认为他们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说“当庶民都思考时，那一切都完了”。

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他的各个方面都有局限性，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也深深地打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不过他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还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伏尔泰的文学观点和趣味，基本上承袭17世纪古典主义的余风，主要表现在诗歌和悲剧创作上。他的史诗《亨利亚德》（1728）以法国16世纪宗教战争为题材，写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后登基为王，颁布南特赦令以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史诗中的亨利四世被当做开明君主的榜样来歌颂。伏尔泰的哲理诗说理透彻，讽刺诗机智冷隽，有独到之处。伏尔泰毕生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写了50多部剧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剧。伏尔泰的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哲理小说。这是他开创的一种新体裁，用戏谑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和讽刺现实，阐明深刻的哲理。

1726至1729年避居英国期间，潜心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哲学和文艺，回国后发表《哲学书简》（又名《英国书简》， 1734），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成就，抨击法国的专制政体。书简出版后即被查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作者。他逃至女友爱特莱夫人在西雷村的庄园，隐居15年。

1746年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抱着对开明君主的幻想，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于1750年来到柏林。他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把他当文学侍从看待。痛苦的经历使他决心不再与任何君王往来。

这一时期他接近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为《百科全书》撰稿，文稿后来收入他的《哲学词典》（1764）一书。

1753年他离开柏林，寄居瑞士。

1760年起定居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与欧洲各国人士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并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撰写大量小册子，揭露宗教迫害和专制政体下司法部门的黑暗。

其间，法国发生宗教上的派性斗争，造成大批逃亡者。伏尔泰在自己的庄园内，先后收留过上百户难民。他还多次打抱不平，替穷苦人伸张正义，平反冤案。影响最大的一次，莫过于卡拉事件。

1761年10月13日，图卢兹市菲拉蒂埃街的一个住家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这家的主人让·卡拉是颇受人尊敬的胡格诺派（新教的加尔文派）的商人。

当天深夜，让·卡拉发现长子马克—安东尼在店铺悬梁自尽，一时全家慌了手脚，母亲失声痛哭，惊动四邻。突然，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道:“马克—安东尼是被他父母杀死的，因为他选择了天主教。”天主教与新教经历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至今已有两百多年，但对立依然十分尖锐。

图卢兹一位法官（注意:是法官，不是教会）闻讯赶来，一不调查，二不审讯，甚至连现场也没看上一眼，便将“谋杀”事件那天晚上在家的人全部拘捕归案。

马克—安东尼为什么自杀？（既未调查清楚，怎敢说他就是自杀？）原来，这位28岁的青年曾学过法律，一心想当律师，但因无法弄到天主教徒的证明书，被迫从事商业。他想从父亲那儿得到一笔钱作生意，遭父亲拒绝，失望之余，天天上咖啡馆借酒浇愁，后因债务缠身，更觉前途渺茫，一念之差便寻了短见。

头发斑白、年近古稀的老人怎能吊死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上文既说他是自杀，这里又为何要怀疑是他杀？）“谋杀”之罪显然难以成立。检察官（不是教会）迪库大义凛然，出庭替老卡拉辩护，却被停职三个月。律师（不是教会）絮德尔想阐明事实真相，但陷入狂热兴奋中的法官（不是教会）却不屑一听，反倒认为这位律师无能。审判长（不是教会）滥施权力，逼迫卡拉供出同谋，卡拉义正辞严，断然地说:“既然没有犯罪，何来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