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你把我看作老鼠？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作狮子的。

——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

巴黎有日出，喷薄欲破晓。不消多时，塞纳河边的辉煌日出，却沉沦为悲壮的日落，沉落新利维坦的巨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巨大的理论创见，导致巨大的理论流产，“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几乎成为一个血污交汇的流产病房。然而，这不仅仅是卢梭、罗伯斯庇尔的个人失败，而是人类藉法兰西之手第一次挽救此岸、在此岸创造彼岸的失败。从1793年以来，卢梭之巨掌仍然提拎着近代文明的痛处；罗伯斯庇尔之遗体，仍然压迫着世俗社会的脉动。这是两个失败的英雄，失败的英雄却比成功者留下了更为丰厚的精神遗产。

正如当年卢梭从教会死手中接过救赎论遗产，我们今天是否也应该掰开卢梭的死手，从中救活他道德理想主义的遗产？正如罗伯斯庇尔对中世纪道德生活有不忍之情，我们今天是否也应该对法国大革命的执着追求有一份不忍之情，建立起一种在学理上饱含同情的批判？让我们试试看。

一、先验与经验共创历史

卢梭从先验逻辑进入历史，反对伏尔泰对既往历史的乐观估价，断然否定人类的已然状态。他从先验原理抽象出几条不证自明的逻辑起点，喝令江河改道，放弃已然，进入应然。这种先验主义政治理想一度成为法国大革命追求的目标、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实践。法国大革命失败，启蒙运动灰飞烟灭，卢梭哲学又成为西方人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津津乐道的百年笑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曾讥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没有考古学根据，英国分析主义学派亦曾把法西斯主义出现归咎于卢梭哲学，数典骂祖，振振有词。他们把200年来旧大陆所有的起义、革命都归咎于卢梭，尤其归咎于卢梭以先验反对经验，以逻辑指控历史那一份哲学遗产。

这就把婴孩连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后人批判卢梭之越位，批判卢梭无边界意识，目的之一，是帮助自己建立一种有边界意识的批判态度，不能以无边界的批判对待无边界意识的批判者。否则，在倒掉婴孩的同时，后人自己也有跳到那盆洗澡水里去的危险。

人类切不断历史，也离不开逻辑。对前者的尊重，构成经验主义的历史态度，对后者的探索，构成先验主义的理想追求。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极限，前者是纵向的积累，后者是横向的扩展。没有前者，即没有时间，没有后者，即失落空间。人类若要向第三维——高度飞跃，进入三维空间，必须经验历史与先验逻辑的共同扶持:前者作轮，提供足够的滑行速度，后者作翼，提供应有的起飞升力。

卢梭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意味着先验逻辑从笛卡儿式的学者书斋，走向社会生后的自由重建。它意味着自由意志的第一次抬头。人类以卢梭为目，才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方能打量既往历史，审视既往历史。卢梭是人类的骄子，因为他首先是人类的巨眼。人类藉此巨眼，才能摆脱睁眼瞎的困境，回过头来审视周身上下，才能看见在历史现实的地平线后方，还有一个逻辑重建的广阔天地。卢梭之出现，是人类自身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

这一事件一开始，是以突然打断人类历史经验积累的莽撞形式出现的，是以无套裤汉的性格特征出现的。打断者被打断，颠覆者被颠覆，法国革命失败，才教会这个自由意志的无套裤汉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经验主义的绅士风度。反过来也是这样。经验主义惊魂沉定之后，也开始尊重先验主义的开阔视野，与之握手言和，共同创造历史。法国革命以来的200年，如果说，它的进步幅度远远超过人类以往历史任何一个等长阶段，200年超过2000年，这就是经验与先验、自由与必然、逻辑与历史共同创造的结果。法国大革命在《人权宣言》中颁布的那些原则，已经成为200年后人类共同生活必须遵循的文明准则，它已经从先验变成了经验，沉淀为人类历史积累层中最可宝贵的一个层面。如果要从人类最近200年的文明积累中抽去这一层面，那么整个近代文明的大厦必然倾塌，成为经验积累的一堆残片。在这种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先验已经溶入经验，经验已经容纳先验，双方已经共同创造了近代文明的历史。这一部历史可以为两种相反立场所用。一部分人们可以以此认为法国革命已经失败，另一部分人们可以以此论证法国革命已经胜利，而且永生；但是，不能设想，当第三部分人们一定要从经验积累层面中剥离出原来是从先验源头流动过来的那一部分，还经验于先验，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还能够与自诩的经验主义立场相统一？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首先就违背了经验主义的要旨:承认并尊重以往历史的不可中断。

先验与经验交锋，历史与逻辑互动，必然与自由融合，这是法国革命后人类精神生活一种最可贵的趋势，也是启蒙运动分裂之后留给19世纪、20世纪人们最可宝贵的遗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黑格尔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殚精竭虑:他为何提出人类史当是一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史？他为何留下那句睿智无比的格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的这句格言如今已被到处引用，引用得过滥过俗，以致模糊了黑格尔的原意。黑格尔原意有着当时具体针对性，是站在第三维高度上发言，凝结着他综合启蒙运动分裂、法国革命失败的良苦用心:“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总结的是经验论、洛克、伏尔泰；“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总结的是先验论、笛卡儿、卢梭。尤其是后一句，黑格尔已天才地预见到:先验论先与历史对抗，继而转化为经验的形式、经验的结果，最终也能够进入历史。

因此，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法国革命以来的这部200年史，是先验论与经验论共同创造的历史。法国革命200年以后的历史，也必然是先验论与经验论共同创造的历史。

二、解构与建构平等对话

卢梭提出的另一个挑战性问题，是文明解构与文明建构的关系问题。

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或是破坏性行为。前者维护既成的文明结构，只同意添砖加瓦，不同意根本改造，并坚信随着文明的正值增长，文明内部即使存在有一开始盲目进入而造成的起点弊端，也会随着后补改进而逐渐消失。后者则怀疑已然状态的第一层基面出于非理性的盲目，文明一起步就意味着这些盲目因素的历史化、扩大化过程，因此，他们拼命抗住伏尔泰进步时钟上的指针，要求拆卸这一时钟表面后面的机芯，而不是改变表面上的刻度。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从文明的根部而不是从文明的现状来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将文明解构后再来一个重新建构。（此处出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吊诡:伏尔泰哲学表面上是理性的，然而他对历史的宿命论态度，表明他骨子里具有怀疑论的非理性倾向；卢梭以非理性的面目出现，但他对文明起源的审视态度，证明他具有强烈的理性化倾向。故而我始终拒绝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框架来划分伏尔泰与卢梭，一如我始终拒绝用保守与激进的分析框架来划分这两者的政治主张。当然，这种拒绝并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使用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我想，马克斯·韦伯之所以使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框架，而不使用现成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分法，凝集着他在方法论上的良苦用心。这种良苦用心对后人的启迪意义，就在于像韦伯这样的思想家，当他们构思一种分析框架时，首先避开了什么，而不是首先创造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