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刚刚损失了美洲的13个州，伟大君主国的正中心就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从而更加生动真实地提醒欧洲，世界政治格局从本质上来讲是短暂的。

我们曾经说过，法国君主政体是欧洲个人君主政体中最成功的范例，是许多地位相当或次要的朝廷羡慕和仿效的对象。但是，它的成功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因此迅速垮台。它英明卓越，积极进取，但是对平民百姓的生命和钱财大肆挥霍。僧侣和贵族免税制的保护，不用纳税，整个国家的负担都扔给中下层阶级。农民深受税收的压榨；而中层阶级则遭到贵族的支配和侮辱。

1787年，这个法国君主政体突然发现国力已经耗尽，不得不召集王国各个阶层的代表来商讨关于缺损收入和过度支出等等令人困惑的问题。1789年，法国议会——由贵族、僧侣和平民参加的聚会，大致相当于英国议会的早期形式，在凡尔赛召集起来。1610年以来它从来没有开过会。因为那时法国是专制的君主政体。现在人民找到了一种办法，表达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不满。由于第三等级，即平民，决心控制议会，因此三个社会阶层之间的争论立即爆发。平民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于是法国议会变成了国民议会，明确决定维持王国政府的良好秩序，就像英国议会维持大不列颠王国政府的秩序一样。国王（路易十六）准备奋力挣扎，从外省调集了部队。对此，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发动了起义。

专制君主政体顷刻之间荡然无存。面目狰狞的巴士底狱受到巴黎人民的猛烈攻击，暴动很快波及了整个法国。在东部及西北各省，属于贵族的许多庄园被农民烧毁，地契被刻意毁坏，主人要么被杀，要么被赶走。一个月以后，古老、腐朽的贵族统治制度彻底瓦解了。与王后有关的许多重要贵族和侍臣纷纷逃往国外。巴黎及大部分其他大城市建立了临时政府，新的军事力量国民自卫队，由这些市政机构创建起来，其主要、全部的目的就是抵抗王国政府的军队。国民议会感到有责任为新时代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制度。

这是一项充分考验议会力量的任务。它对专制主义统治时期的非正义行为进行了大清除；取消免税制、农奴制、贵族头衔和特权，试图在巴黎建立君主立宪制。国王放弃凡尔赛宫及其辉煌，仅在巴黎的杜伊勒利宫保留一个人员裁减过的政府。

两年来，国民议会似乎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直到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化政府。假如说它的许多工作则是实验性的，必须取消，那么还有许多工作则是正当而持久的。许多工作毫无效果。它对刑法典进行了清理；酷刑、随意关押、迫害异端这些做法被取消。法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外省，例如诺曼底、勃艮第等等，被80个新省所替代。军队中提升到最高职衔的机会向来自任何阶层的人开放。建立了良好、简单的法院体系，但是法官通过大选任命，且任期更短，这 一做法大大贬低了它的价值，使老百姓变成类似的上诉终审法院，而法官则像议会成员一样，被迫迎合大众的趣味。教会的大批财产被国家没收、处理；没有从事教育或慈善行为的宗教机构被解散，僧侣的工资由国家发放。这件事本身对于法国的低级僧侣来说并非坏事，因为与那些更富有的宗教界显贵相比，它们得到的工资入往往低得惊人。但除此之外，对牧师、主教的选择 也需选举产生，这一做法破坏了天主教会果最根本上的思想，因为教会集中在教皇 、红衣主教身上的所有权威是自上而下的。

1793年(中国乾隆五十八年)，国民会议以366票对361票的微弱多数判处国王死刑。

1791年，法国君主立宪制的实验因为国王和王后的行动而突然结束，他们与国外的贵族朋友、君主主义者互相勾结。外国军队集结在东部边境。6月的一天夜晚，国王、王后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悄悄地溜出了杜勒利宫，跑去同外国作流放的贵族会合。他们在瓦兰被抓住，随后被带回巴黎，于是全法国人爆发出爱国主义共和制的热情。共和国宣告成立，接着发生了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公开战争。按照英国已经树立的榜样，国王因为背叛人民而受到审判，被处以死刑（1793年1月）。

现在法国人民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阶段。拥护法国和共和国的热情非常高涨。国内外妥协的状态即将结束；在国内，保王党人和任何形式的不忠行为即将被消灭；在国外，法国将成为所有革命者的保护者、帮助者。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将实现共和主义。法国青年纷纷加入共和军；一首精彩的新歌传遍大陆，这首歌——《马赛曲》今天依然象美酒一样让人热血沸腾。1792年年底，法国军队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路易十四的最佳业绩，无论何处，他们脚踏着外国的土地。他们到了布鲁塞尔，他们占领了萨瓦，他们袭击了美茵茨；他们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斯凯尔特河。

接着，法国政府干了一件不明智的事。处死路易时，英国驱逐了法国代表，此举惹怒了法国，于是它向英国宣战。这是一件蠢事，因为革命一方面使法国获得了一支新生的、满腔热情的步兵和一支技术高超的炮兵，但另一方面也破坏了 海军的训练，英国人在海上的地位至高无上。这一挑衅行为使整个英国团结起来，反对法国，而大不列颠本来刚发生过规模极大、同情革命的自由运动。

关于接下去几年里法国对欧洲同盟作战的情况，我们不可能详细述说。她把奥地利人永远赶出比利时，将荷兰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荷兰舰队冻结在特塞尔岛，没有开火就交出了少数骑兵。曾经有一段时间，法国向意大利的挺进中断了。直到1796年，一位新将军——拿破仑·波拿巴，率领衣衫褴褛、肌肠辘辘的共和军成功穿越皮埃蒙特区，到达曼图亚和维罗纳。

罗伯斯庇尔，公安委员会领导人。公众安全委员会为丹东首先发起组织，委员会集司法行政大权一身。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后掌权。

当这一大批衣衫褴褛的狂热分子高唱着《马赛曲》为法国而战时，他们心中也不太明白究竟是在洗劫还是解放他们所涌入的国家；与此同时，巴黎的共和主义热情正以远非那样壮丽的形式趋于衰歇。革命现在受制于一位狂热的领袖罗伯斯比尔。这个人很难评判；他体格瘦弱，天生腼腆，为人拘谨。可是他具备掌权者最重要的天才——信念。他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拯救法国，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能担当此重任。因此，掌握大权就等于拯救共和国。

似乎共和国朝气蓬勃的活力源于屠杀保王党人和处死国王。叛乱发生了:一次是在西部，在旺代地区，那儿的人民起来反对强制征兵，反对剥夺正统神职人员的财产，这次叛乱是贵族和牧师领导的；另一次叛乱发生在南方，里昂、马赛的人民奋起反抗，土伦的保王党人已接受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守卫部队。除了继续杀害保王党人，似乎没有别的更有效的回击。

革命法庭投入工作，持续不断的大屠杀开始了。断头台的发明恰好适合这种气氛。王后被处死，罗伯斯庇尔的大部分对手被断头处死；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这架恶魔似的新机器剁下了一颗又一颗头颅，多得数也数不清。

革命法庭发明了断头机，从此成为恐怖暴力政治的标志，大革命期间命丧断头台者约1200人，死在断头台上的名人还有国王路易夫妇、激进的埃贝尔、主张温和的丹东、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等。善良的罗兰夫人临刑前号泣:“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成为最著名一句遗言，她怀疑了革命暴力的正确性，仅法庭正式判死刑的就不止17000人，而里昂清算反革命时则将囚人每200人一批置于深沟用大炮轰击。更多的血腥恐怖使法国革命看来并不是件浪漫而令人神往的事情 (周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