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说:“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贫穷乃野蛮时代的遗迹之一”。

不穷可能吗？几千年历史长河里，中国人民净忙乎着生子种地了，生来种去，却一直解决不了人类最原始的需求——温饱，也就一直不能由半野蛮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

带领大清人民走向康乾盛世的是康熙，晚年的康熙，感觉国家有问题了，说:“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益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清圣祖实录》卷240）几年后又感叹:“令人民蕃庶，山巅尽行耕种，朕常以为忧也。”（《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94页）不难看出，英明君主康熙这发现跟后来的马寅初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耕地增加有限，人口却以几何级数增加，这可咋办呢？问题是，大清的皇帝们没读过经济学，更无缘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导致他们不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还添油加醋，煽风点火，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大家多生超生:1712年，康熙实行了固定的人丁税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本来中国人就喜欢有事没事的生孩子，这下可好，多生孩子还用不着交人头税，大清人民就展开了生子竞赛。其结果是吓人的。这里摆几个数字吓吓大家:1812年，中国人口是33 370万，土地79 152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亩。1753年至1887年，福建人口增加倍，人均耕地面积由亩下降到亩；广东人口增加倍，人均耕地由亩下降到亩。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那就是，中国历史随着时间愈推进，中国人民愈吃不饱。

土地面积不够，中国人民就精耕细作，用西方传教士的话来讲:“在最小的空间内用最简单的耕作方式养活尽可能多的人是中国的终极目标，为此，他们将土地分成小块，劳动者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比他的房子大不了多少倍的那块土地上面。”（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3~84页）大清人民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么一种豪迈，但他们至少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问题是，人对地皮的伺候是无限的，地皮对人的回报则是有限的。马戛尔尼使华时，中国人种地，在收获率方面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当时英国人种地是全欧洲第一，10 ∶ 1，也就是说，种一粒种子，收获10粒；中国人是15 ∶ 1，种一粒种子，收获15粒。收获虽多于英国，但是吃家更多啊。英国农民早在16世纪就可以有1/3的余粮拿出来供应市场了，大清人民哪有这福气啊。鸦片战争发生这一年，1840年，大清全国人均粮食200公斤左右。此时的英国，每个农场有一部蒸汽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人均粮食都达到了1000公斤。一句话，饿汉不知饱汉撑啊！

中国人民吃不饱，暂且不论，反正饿死了还有人生。关键是，人民长期吃不饱，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农户们家无余粮，积累不下剩余“资本”，既影响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更阻碍了新式投资。

第二，传统农业被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再也没法往前发展了。亚当·斯密认为，任何国家，都是最先发展农业的，这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和天性，可称之为人的一种“原始目标”和“原始职业”。中国政府搞原始职业很在行，在14世纪就搞到了最高境界。美国学者珀金斯说，从3部中国农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停滞性:王祯的《农书》（1313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28年）、鄂尔泰等编的《授时通考》（1742年）。后面两部书所开列的农具清单，几乎全是前一本书的重复。品种没有增加，性能没有改变，生产技术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这与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中国的评价是一致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这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和人口稠密的状况，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众所周知，始皇之后，中国历代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执行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两千年的时间里，重农就重出这么一个停滞不前的水准来，令人大跌眼镜啊。但是跌眼镜的同时，应该看到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中国政府之所以重农抑商，是因为深刻明白农业对一个没有任何本质性进步的古代专制政权来讲好处多多，既收获粮食，还收获顺民（也就是老子所谓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而商业，则坏处大大的，既损耗财富，还影响社会风化和儒家的德治建设。所以政府眼里，商股多贱名，华侨多无赖。这种思想反映到外交上，只能是闭关锁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