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面临新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长沙盗墓现象只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此后许多年都非常平静，最近为什么突然猖獗起来？”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凛一度感到不解。

事实上，近些年古墓被盗案已成高发态势。仅2009年以来，同类案件就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1月，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龙门镇某村7名侯姓村民疯狂盗掘后唐、汉代等古墓4座。3月，浙江省台州市一盗墓团伙主犯崔米华，先后50多次参与盗墓，被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7月，郑州警方打掉一个盗墓团伙，10名盗墓分子于2006年至2009年间盗掘古墓10次，盗取大量文物，全部卖给郑州古玩市场。8月，一个由17人组成的盗掘古墓的特大犯罪团伙被南京警方摧毁。9月，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警方通报，3名盗墓嫌疑人被刑拘……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和各级文物行政管理机构的不断完善，全国盗掘古墓葬行为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近几年来，盗掘古墓葬现象却出现了迅猛抬头之势。对此，考古专业出身的曹凛分析认为：“文物盗掘案件在各地频繁出现，背后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令人深思。”

过分宣传经济价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文物的价值特别是经济利益逐渐显现，涉及文物的犯罪行为开始出现，古墓葬作为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的生存形式，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随葬物品，这些文物饱含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因而更容易成为盗墓贼的作案目标。不少地方早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话：“要想富，先盗墓，一盗一个万元户。”

我国对盗墓者的刑罚不可谓不重，依据我国刑法第328条：“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有盗掘古墓葬的首要分子、多次盗掘古墓葬的、盗掘古墓葬珍贵文物并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这三种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这仍然无法阻断盗墓者的贪欲。

“客观地说，任何文物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经济价值仅仅是文物众多价值中一个小的方面。”长沙市文物局社会教育科科长周慧雯说，文化遗产的宣传应以传播文化知识、塑造积极精神为主要任务，使受众认知我们中华优秀传统、认同祖国悠久历史。同时，文化遗产的宣传还应引发受众对逝去文明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唤起其自觉的文物保护意识。

装备今非昔比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家对盗掘古墓葬行为重拳出击，判决了一批文物犯罪分子。如今这批人员已陆续刑满释放，在利益驱使下，其中部分人重操旧业，并且还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徒弟”。据湖南省文物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彭仕奇介绍，在“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中，就有好几名犯罪嫌疑人曾犯有“前科”，并且其中负责盗掘技术的人员还存在着师徒关系。

这批人尽管大都只有初中学历或者是文盲，却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还配备了比以前更为先进和全面的盗墓工具。“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中，盗墓贼就使用了金属探测器、氧气罐、膨胀炸药和千斤顶等专业工具，还有发电机、多功能充电器、鼓风机、防毒面具等专业设备。

曾任湖南省文物稽查队支队长的彭仕奇介绍说，盗墓贼的金属探测仪，由于安装了先进的地平衡系统，不受地层中矿物信号的影响，其性能已经大大高于旧式金属探测仪。他们使用的膨胀炸药也很特殊，即使在深夜爆破，20米外就很难听到声音，炸出的圆洞直径约0.6米，仅能容一个体瘦的人进出，并且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不往上爆，只往两边挤压，使盗洞十分牢固，不会塌方。

在这个盗墓团伙里，刘胜利不仅智商高，还是惟一一个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犯罪嫌疑人。彭仕奇告诉记者：“被盗的地方都是边远山区和城乡结合部，盗墓者不仅冒充文物普查人员欺骗当地村民，从部队转业的刘胜利还经常穿军装、开军车，打着部队搞军事基地的幌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盗墓，非常猖狂。”

在刘胜利的组织策划下，盗墓贼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效率大大增加。类似这样头脑和技术装备充分的盗墓团伙，已经很难再被时间和环境所限制，盗墓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规模也越来越大。

打击力度不够

长沙望城风篷岭二号汉墓，文物部门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发现，但本着“埋藏在地下是最好的保护”的原则，并未挖掘，终被盗墓分子乘虚而入。这种跟在考古工作者身后搞盗墓的现象，在盗墓案中非常多见。

资金短缺，硬件设施跟不上，是制约文物保护的一个瓶颈。“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中，盗墓分子不仅反侦查能力强，而且他们使用的通讯工具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湖南省文物局政策法规处相关人员说：“有些盗墓分子使用的野外发电机，能够在野外提供良好的照明及通风，而我们没有。对方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与管理部门行动迟缓形成鲜明对比，文物保护自然追不上盗墓贼的脚步。”而目前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有限，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基层单位，公安部门办案经费更是捉襟见肘，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文物犯罪案件的侦办工作得不到重视。

2007年开始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距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相距达25年之久。曹凛认为：“如果我们早10年启动‘三普’工作，就可以将新发现的文物点早日置于法律的庇护之下。普查工作启动后，对新发现的文物点在调查出初步情况后，在各级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前，对于它的保护管理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这就不经意地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情报。”事实上，“12·29”盗墓团伙主犯曾交代，他们经常看报纸寻找相关古墓葬信息。

“不仅古墓，其他文物古建也存在这种问题，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不够，基层政府还是不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太少，管理手段、保护手段跟不上，导致文物缺乏一个最基层的保护端。”曹凛深感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