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大致生活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机会观察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自然没有提到工薪高会提高现代化设备投入的生产效益问题。不过，他的两点观察对我们后工业时代仍然适用。第一，经济的增长有市场过程和社会过程，两者缺一不可。第二，“重赏之下有勇夫”，高工薪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效率。

先说第一点。经济增长当然要靠市场竞争。但如果把市场竞争的逻辑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阻碍经济增长的效应。人们在使用牲口时，都还知道照顾牲口的基本福益，以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工作寿命，而使之传宗接代。但是，雇主总认为人乃高级动物，有更大的能力在绝境中生存。并且劳动市场有高度的流动性，自己对劳工没有人身所有权。“过分地”照顾了他们，在他们或他们的下一代日后给别人干活时，自己就等于为别人作嫁衣裳，投资给竞争对手培养劳动力。也就是说，个体的理性市场行为可能会伤害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种种福利，如医疗保险、失业救济、退休金制度、最低工资线、公立学校系统等等维持经济发展的社会过程的原因。

第二，即使从个体的市场理性行为来看，高工薪鼓励工人积极自觉地投入生产，提高了企业效率。经济史家们一直试图理解亚当？ 斯密的这一理论的依据。比如，有人认为，因为有非常高的工资，工人偷懒的代价太大。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薪，就会竭尽全力，生怕因为偷懒被抓到后失去了这么丰厚的收入。还有些人提出，高薪使雇员稳定，减少了人员频繁的替换所导致的损失。亚当？斯密本人还解释说，高工薪鼓励人们自觉努力地工作，有时他们在这种刺激下的努力到了过分的程度，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高工薪层中，过劳的比例特别高，乃至需要强制控制这些人的劳动强度和时间。

这一点，在现代经济中被屡屡证明，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格外突出。日本六十年代初期确立了一整套高工资、高福利、高增长的模式。终身雇佣、全民医疗保险等等制度也全面展开。当时有些保守派人士担心，给工人这么慷慨的待遇，会让日本人变懒的。但事实证明，这套政策带来的不是懒惰的国民，而是“敢死队”式的劳动阶层。大公司的工薪阶层以现代武士自许，为公司效忠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程度，乃至“过劳死”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人在这套舒舒服服的高薪高福利中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工作，生活享受甚少，居住空间非常狭小，甚至没有时间生孩子，乃至造成了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这实在如亚当？斯密所预言得那样:人在高工薪的奖励下，会努力到伤害自己的程度。

世界经济史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例证，东莞式的低薪会伤害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可以说:“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除了接受这一低薪外，别无选择。这就是市场！”工人也确实会在这种低薪的条件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他们不可能在GDP以两位数的比率增长的情况下对自己5%的收入增长感到满意。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掠夺了，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恨。他们会为雇主的小小倒霉而幸灾乐祸。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捣乱，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到了这步田地还能失去什么，甚至整个社会的治安都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当然无法和那些享受着高薪、高福利、以公司为家的日本劳工相比。他们的功能，是让老板像上了毒瘾一样依赖最低级的劳动力，进而错过任何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