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层面看，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随着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和时代观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在时代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深刻认识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因而不再固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观，不再简单地以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来观察和把握世界的变化和时代特征。关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已经从解决两种社会制度谁胜谁负的问题转向了关注和解决事关世界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这就是邓小平概括和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再者，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微电子技术的广泛使用和普及为标志，揭开了人类智能革命的新篇章。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发展，一场以信息科学技术、生物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为主题的当代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全方位的科学技术革命。因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时代发展、世界变化就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的认识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国际依据。

从未来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的认识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观问题上的勇于拨乱反正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伟大目标。如1985年8月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话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邓小平关于共产主义内涵的深刻揭示和科学阐释，而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人民创造条件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可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根本理念，在极“左”思潮泛滥年月，尤其是在十年“文革”时期，却作了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为特征的空想的极端式的解读。如邓小平所言，“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 这种解读，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完全脱离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是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反动。

随着人们对极“左”思潮泛滥的危害的反思，随着思想解放的启动和拨乱反正的深入，人们对于那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轨道的“共产主义观”局限和危害的认识也愈加清晰。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批驳了那种“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阐述，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共产主义观的集中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实践的深入，人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实现共产主义，首先要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因而那种偏离科学理论指导、脱离客观实际的“党变修”、“国变色”、人民再遭难和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自然被人们所抛弃而代之以新的科学的居安思危的构建。

三

实践证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认识的转变，无论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设，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乃至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推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这一转变，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开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此发端，并在此后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从其发展的动力之源看，笔者认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地科学地居安思危。因而，就增强忧患意识而言，这要归功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认识的转变，特别是关于“思国之危”问题认识的转变。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开创并非易事，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空前的伟大事业。这就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干部，要自觉地科学地构建居安思危，抛弃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盲目乐观心态，又要反对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脱离中国国情的那种“国之改色”的过度之忧，准确地把握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推进其事业的发展。因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的构建，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开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第二，这一转变，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特别是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决定其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这对每一位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执政党的干部来说，都应该是长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唯其如此，才能使执政党的建设得以不断的加强和改善。可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特别是十年“文革”时期，那种片面强调党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时刻担忧党会“变修”的思维方式，实践证明，完全是错误的。如邓小平所指出，这是“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 进入新时期以后，在实现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党经受住了考验。实践证明，“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是有能力、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自觉地居安思危，特别是在“思党之危”问题上，清醒地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解决，这种自觉地居安思危的构建，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第三，这一转变，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为民的宗旨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清楚“群众利益无小事”，始终做到“思民之危”。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思民之危”，不是“思民再遭难”，而是“思民生改善不快”。这是因为，在此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样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的最重要的职责。而“思民之危”的转变，郑重告诫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这样就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为民的宗旨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第四，这一转变，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作出的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笔者认为，实现由思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到思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认识的转变，对于新时期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意义重大。一方面，为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因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问题认识的转变，就使全党全国人民更加清醒地看到维护人类的和平事业任重道远，并与世界人民一起努力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进而使维护人类的和平事业基础更扎实；另一方面，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因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基础。如果没有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就不会有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认识的转变，也使全党全国人民更加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也并非易事，需要全党全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一道自觉的科学的居安思危、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