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 “思民之危”:由思“民再遭难”到思民生改善不快的转变。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民主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拯民于水火。中国革命胜利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如革命战争时期那种自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同程度地弱化了，不少党员干部的作风脱离了群众，出现了生活特殊化问题。应当承认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主流。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内主观主义的滋长和极“左”思潮的泛滥，这一问题，日益与阶级斗争相联系，因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也愈加严重。在中国共产党内主要是领袖毛泽东认定，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他担心刚从旧中国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并做了主人的中国劳苦大众，有可能重新沦为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而再遭苦难。对此毛泽东晚年忧心忡忡。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这是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的“思民之危”的重要表现。

中共十一届三中以后，中国共产党的 “思民之危”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就是由思“民再遭难”到思民生改善不快的转变。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就总体而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尤其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中国经济建设在很长时间内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人民生活改善得并不显著，相当一些地区连温饱水平都没有达到。如1975年10月,邓小平会见英国保守党上院领袖彼得?亚历山大?鲁伯特?卡林顿勋爵和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埃?德雷克爵士,在谈中国国情时所说:“我们人口多，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了美国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你们西方的水平还差一个很大的距离。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 又如1982年邓小平对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民情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的清醒认识。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思民之危”实现了转变。

其四，“思世之危”:由思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到思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初期的国际环境是极其严峻的。五十年代初，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实施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升级、美苏争霸的加剧以及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使中国共产党特别是领袖毛泽东不能不把国家安全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不能不高度重视中国的国防建设，因而突出强调了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再加上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一度占据了上风，特别强调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也影响了党和毛泽东对世界战争以及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正确判断。如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所言，“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因而对世界战争之危作了过分的强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综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变化，对复杂的世界形势及其时代特征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同时他鲜明地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问题，带有全球性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同时他强调“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由此形成了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这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放眼未来的战略思维，科学判断形势，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在中国社会转变之际，其“思世之危”也实现了转变。

二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认识的重要转变，决非偶然。一方面，它是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过去关于居安思危构建的经验教训，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结晶；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拨乱反正，坚定走向未来的正确选择。

从现代化层面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折，它也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认识的转变奠定了根本性的前提和基础。在思想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因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也才能顺利发展。” 正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的认识，才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由偏离科学理论指导的错误轨道回归正确之路。因而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的认识的转变首先是思想解放的重要结果。在政治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实现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的认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导引转为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引领，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在经济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改善民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这就是说，只有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不断地改善民生。这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的认识的转变特别是关于思民之危问题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