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当然。最重要是读其他国家的历史，还有其他学科。我在普林斯顿遇到德文、法文、拉丁文等语言问题，在总图书馆拦下人问，通常拦到第二或第三个人就一定能解决。在史语所里遇到学术问题，遇到三个人肯定能解决。学习是无形的，必须有一个很大的知识底子，才能更深入揭示正在研究的问题的意义与深度。普林斯顿是个老学校，有极其稳重的一面，也有极其新潮的一面，稳重的多一些。我认为我的留美生涯有不太成功之处:我没有真正融进美国的生活，比不上胡适那一代，对美国日常生活的层次介入很多。普林斯顿的学生很少，有人开玩笑说它是采用“劳斯莱斯主义”，通常研究生一来就有奖学金，直到毕业，同学之间来往很不错，不需要把别人弄倒才能生存。还有就是功课压力太大。我记得我念过一门课，要求看的书我总是看不完。有个统计说，要把老师指定的书看完，需要三倍时间，而且不吃不喝不睡。其实这些书单主要是让你知道这门学问的大致情况，不是要全部读完。

庄子之道无碍于科学民主

大家只以为章太炎是个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关，他的文章难读，但对他的思想没有了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讨。

时代周报:你最早的著作是《章太炎的思想》，那时为什么对章太炎感兴趣？

王汎森: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思想发展都跟章太炎有关，他像个“总机”。小时候以为他只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中华民国”这个词就来自他的文章，后来发现他是思想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研究他。章太炎的文章很难读，当时我找了一个导师希望得到一些指导，他说:“你自己看吧，章太炎的文章，我自己也看不懂。” 大家只以为章太炎是个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关，他的文章难读，但对他的思想没有了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讨。此外，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对梵文有兴趣，而章太炎的著作也提到一些印度思想，这符合我当时的好奇。

时代周报:你从美国留学回来台湾已经发生变化了？

王汎森:台湾发生最大变化的那几年我刚好在美国求学。蒋经国去世了，党禁报禁没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是当时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的董事长余纪忠先生认为我应该保持对台湾的关注，每天空邮报纸到普林斯顿给我。有几个留学生总向我借报纸看，其实我自己都不看，功课太忙了。

时代周报:我听说余纪忠先生有段时间想把你拉到《中国时报》任职？

王汎森:那是我念书时代的事吧。当年两大报社印报纸像印钞票似的，两大报社的董事长都是“中常委”，都是台湾最有力量的人。余纪忠先生是一位很有文化品位的报人。我记得普林斯顿的一位老师当时正在办一个欧洲最老牌的汉学刊物，可是普林斯顿不愿支持。后来透过余英时先生帮忙，是余纪忠先生掏腰包资助这个刊物。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老同事王文陆看见余纪忠先生和他的随扈在史语所附近徘徊，说是刚与李远哲院长见过面，想要顺便看看我，文陆兄大为吃惊。因为那一天我正好不在，余老先生就回去了。他好像对我有一种错爱，一直希望我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年来，我对他始终感到抱歉，从没为他做过任何事。台湾有一个时期，学术和文化的区分没那么大，彼此之间都谈得津津有味，大家也认为学术人可以担当很重要的责任。今天就不是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当兵的时候，碰到很多老军人，他们都说真正伟大的军事领导者必须是个学者。

时代周报:你自己近十几年的研究都集中在明清到民国时期。为什么？

王汎森:我认为，15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很大，这五百年西方的变化也很大，所以这五百年是很重要的。我不把这几百年切开来看，因为这段历史跨度长、变化大，能观察的东西多。那也是我隐隐觉得中西开始分叉的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当然没有两个文明是一样的，但在此之前，我觉得中西分流没这么大。我一直受一个说法的影响:一个历史学者深受他研究对象的左右，选中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与一个平凡的时代，能发挥的余地不大一样。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重点跟张灏先生的研究颇有关系。

王汎森:以前读古书常看到某人从一开始就“遥接三代”，后来我才发现，即使像张大千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遥接古人，而是先受当代的名家影响，然后上溯到古代去。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多多少少跟余英时、张灏、林毓生等很多位先生的研究有关系。

时代周报:这个转型时代实际上对现代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