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术留点雅量和空间”

赴台前，许倬云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余英时的学生，我们都喜欢他。现在已经不凡了，将来会成大器。”我和王汎森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邀来陈永发先生，我们三人共进午餐，话题中心是余英时先生和许倬云先生。

普林斯顿的稳重与新潮

人文学科工作者的研究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联系。余英时先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时代周报:从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怎么就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王汎森:那时“中央研究院”正好有三个五年计划，多了很多名额。我那时正在当兵，除了已经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一书外，另外加写了一篇长文章（后来变成我的第二本书《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当年入所的审查者之一是余英时先生。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用中文写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王汎森:我曾对余先生说:“如果你不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大量的中文写作，在美国会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进行了大量的中文写作后，你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重要的一分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余先生没有反对。他的文字开始介入社会时，大家都觉得很新:原来古代历史、思想可以这样谈。

时代周报:普林斯顿大学是余英时先生教学的最后一站，从密歇根大学，到哈佛大学，到耶鲁大学，最后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很奇妙。

王汎森:我跟余先生是同时到达普林斯顿，他那时刚好从耶鲁转过来。我还在做助理研究员的时候，已经听到各种传言说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顿。他到普林斯顿演讲，好像写了一首诗，有人从中读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顿的意思。后来真的落实了。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怎么教学的？

王汎森:他比较注重引导你，让你自己去发现。他很鼓励学生尝试各种可能性。他看西方的书很多，很及时，旧学也很厉害，所以对题目的潜势看得很恰当，知道研究的可能性在哪里，限制在哪里，知道怎么把研究引到有意义的方向。这不是一般老师能做到的。一般老师可能理论讲得很好，但不一定对那个领域的材料掌握得那么深。余英时先生是两者皆长，对研究生影响更大。一般大学要在课外见到老师比较难，但普林斯顿学生不多，学生要见教授，通常只要敲个门就可以了。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我跟余英时先生的谈话有时集中在台湾当时的政治形势，不仅仅是学问。

时代周报:余先生从来不只是书斋里面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关心。

王汎森:一个人文学科的工作者，他的研究就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联系。余英时先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时代周报:在普林斯顿跟牟复礼先生熟吗？

王汎森:熟。他当时好像刚刚退休，半年在科罗拉多，半年在普林斯顿，像候鸟一样来去。我跟他谈话不少，当时我正在做和傅斯年相关的课题，他在我信箱放了纸条，说洪承畴的某个后代是史学家，要见傅斯年，傅斯年说不见。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在普林斯顿展开了一个新的学术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