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对象的自觉。作为对象，我们讲传统文化时，究竟应该定位在哪儿?是定位在历史，定位在文化，定位在人，还是简单地定位在某个学说、学派体系上?不要一讲传统文化就认为是讲国学，一讲国学就认为是讲儒学，就是说，中华文化、国学、儒学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过渡不能那么草率。按我的看法，中华文化、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样式，要联系中国的整个历史和中国人的整个现状来看，不能简单地用某些言说来代替，因为它特别不固定在某一种形式上，就像中国人可以把三个教的教主塑在一个殿里一样。塑在一个殿里表明我们的“宗教”很不纯、很不诚。但是这不纯和不诚的背后，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以人为本”的自主意识在里面。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传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一种风格。

就儒学来讲，是不是也有几个不同的阶段?说儒学的时候，你是指哪种形态?目前讲国学特别是儒学的时候，我觉得目标和对象缺少统一性，随意性很大。谁想说哪一点就说哪一点，讲来讲去好像这个对象脱离了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生命和中国人的现实。所以作为对象需要反思。

第二个是方法的反思。同西方学术的传统比起来，我觉得我们搞国学、搞中国文化研究时，太缺少科学的自我批判意识，往往是用价值意向代替科学论证。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一天人，合真善”，“重了悟，轻论证”。把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最终往往就是表达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诉求，而对它的基础和意义缺少科学的、实证的说明，成为一种无法讨论和检验的东西。

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其实还是很深很大的。比如，一些领导干部的内心深处就总有一些过去的包括儒家的东西在关键时刻起作用，像人治主义的观念；人身依附(“谁是谁的人”)观念；“仁者在位，能者在职”(能干活的让他去干活，然后让贤者去看着他，管着他)的用人观念；等等。这些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共产党的宗旨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说要估计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应该把研究国学看作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一次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

第三个是导向的反思。要反思我们现在的导向，究竟是面向哪里?我想，讲国学不应该是企图把人导向往回走，往后看，复古倒退，而是要引导人们勇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张曙光: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德顺老师的发言。我觉得你的说法太宏观，也有些笼统。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借助和如何借助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这才是分歧所在。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借助传统，传统“断裂”不了，但会扭曲，该扬弃的没扬弃，不该失落的失落了。另外，近代以来，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变化得很厉害，虽然有些方面如常识理性变化不大。

张志伟:西学东渐以后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文化领域中承担的因素和一二百年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虽然也叫中国人，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叫中国人而已，它的内容改变很多了。(众人笑)

李德顺:实际上，我们的文化是用中国的根来吸收外部的营养而生长起来的。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就是从西方来的。如果为了避免西化，连学科分类也否定，那我们还有什么科学的学科形式?都恢复经史子集、六艺那一套?搞那样的教学行吗?把来自西方的和属于西方的混为一谈，用这种混淆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东西，这种思路和导向非常不好。它会导致我们文化上的封闭和保守。

张志伟:现在我关心的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你讲中国文化的根，不管马克思主义也好，西方的东西也好，反正要归到中国文化的根上来，现在这个根是什么?从不同的层面来看，这个根是学呢，是制度呢，还是民间的伦理规范呢?

李德顺:这个根应该是中国人生存发展方式的历史和现实本身。

主持人:李老师说的是一个总的纲领性的东西。今天我们有一天时间，肯定会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分别讨论，所以我们就把李老师刚才的发言理解为是一个开场白。从主持人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回到儒家历史定位和儒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