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

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包括曾经有意加入共产党，1948年受命执掌东北军事大权的卫立煌和身为共产党员的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汪德昭，辽沈战役期间也都没有资料能够证实他们曾经与中共暗通款曲。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员多为单线联系，或为长期潜伏的目的相当时间内不发生联系，这都造成一些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并未直接在1948～1949年的两党战略决战中发挥作用。当然，这时在国民党内向中共传送情报者为数不少，但他们大多都是由中共各地组织策动或牵线，如汪维恒、张权、史永等等，所在部门和职务不特别重要，故其情报的价值也较为有限。

关于中共情报工作之神奇，明显地被一些纪实文学之类的读物和海外的国民党人所夸大了。如黄仁柯在《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一书中称汪维恒是潜伏在军政部部长陈诚身边的军需署长，1948年5～6月到河北、东北视察后即将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产党，使共产党预先了解到东北国民党军的情况一说，就有所不实。实际上汪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共，后虽担任过西北五省军需局少将局长，但在辽沈战役前就离开军界，就任上海财政局长等职。且即使汪有所谓向共产党提供河北、东北团以上部队番号等情报之事，在当时也丝毫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因为长春、沈阳被围后国民党守军的情况中共方面早就一清二楚。至于书中所说张权传送情报一事同样有传奇色彩。迄今为止，就连张权此时的身份为何亦是众说纷纭。有说他是联勤总部视察员，有说他是太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有说他是国防部中将部员闲职，也有说他是黄河以西警备副司令的。至于张窃取情报一事，有说他在淮海战役进行中窃取了参谋本部作战地图，有说他是在解放军渡江前调查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江防情况绘制成图交给中共地下党，有说他两者都做了。而实际上，国民政府这时既没有参谋本部，也没有总后勤部。究竟事实如何，尚须研究。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相反，在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党组织，这时在情报传递方面反而具有较突出的作用。如国民党第一一师中的中共党组织，就一直在秘密将该师所获得的各项重大作战行动情报，传送给中共军方。汤恩伯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经策反，则向中共提供了汤部的军事情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驻浦口的第九十六军军长等，也都先后为中共提供了包括江阴要塞、沪杭沿线国民党军事部署图等。当然，在整个内战期间，还是有两个极具价值的情报人员需要提到，这就是熊向晖和郭汝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