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之所以容易成功，实得益于三点:

第一自然是因为军事形势根本逆转，蒋介石的指挥完全失败，众多军事将领已失去继续作战的信心和勇气，不愿再为国民党作嫁衣裳，白白牺牲自己的部下。中共又严格区分了战场起义和缴械投降的政策界线，起义部队不仅可以基本维持原有编制，而且官兵均可享受不咎既往的待遇，这对处在动摇之中的许多国民党将领也颇具吸引力。多数国民党部队接受策动，宣布起义，都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

第二是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挤轧，特别是杂牌军，包括非嫡系出身被编入中央军的将领，备受不平等待遇，甚至动辄被排挤吞并，造成众多非嫡系部队离心离德倾向严重。如前述高树勋在发动部下倒戈时就公开讲:“我们新八军过去受蒋介石中央嫡系的歧视，大家都清楚。就供给而言，比人家差十几倍，还经常受到他们的监视、分化和吞并。我去西安时，还当面受胡宗南的侮辱，这些年来受气的事是说不完的。”在这期间率部在战场上倒向共产党者，相当部分都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并非偶然。如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洲、第三十八军一七七师师长吕元壁、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第六十八师一一九旅三五六团团长张公干、保安绥靖公署军务处处长谢士炎、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还有像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所部，接受和平改编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部也是这种情况。另外大批起义的，还有东北军、滇军和湘军、川军等部队。如起义的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八师王家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支队长韩梅村等均是东北军旧部；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及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等则属于滇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湖南绥靖公署副司令刘兴、李觉、副主任李默庵、西北军政公署主任陶峙岳、湖南省主席程潜等则属于湘军；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前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川东游击司令范绍增等则属于川军。不难看出，国民党非嫡系将领，特别是杂牌的地方派系的军队，与蒋介石及其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隔阂过深，是造成他们普遍容易被策反的根本原因。

张克侠

第三是有不少将领正义感强，颇具理想性格，对蒋介石国民党此时的作为和政策极为不满。较典型者如既是冯玉祥旧部，又曾加入过共产党的张克侠，这时就在日记中记有颇多不满现状和向往革命的言论。

他在日记中写道:“北平面粉闻悉已达百万元一袋，如考虑未来有数百万元一袋之可能，则不觉骇然矣！真不知人民如何活下去，当局者如仍能夷然自得，安坐火山口上，其雅度诚不可及。”

“近来，物价之跃进，加上天灾及不已的人祸，经济崩溃，命运殆不可免。‘塞翁失马’，为人民之祸乎？人民之福乎！”

“鲁西大战益迫，双方皆集中大兵，但国军行动较缓，又闹家务，将领互相攻击，将帅不和，前途可叹也！”

“军心、民心、军事、政治、经济日在恶化，直呈一面倒之势，如物价之小落大涨，不可能好转。”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彼以组织死党，胁持大众，威胁利诱以操纵政治者，其能稍悟乎？在肘腋刀剑之下，各种浪潮仍风起云涌，其征象早已显明。”

正是因为张克侠有上述思想，他才敢于公然写信给同为西北军旧部的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劝其学冯玉祥揭旗反蒋。函称:“现政府之情形，腐化至不可救药，虽有强大武力，终不能幸存。况且，所有武力全系仗美国支撑，自己连力量也没有，卖身投靠活着更没有前途。因此，我觉得为这样政府流同胞的血，支持它的存在，真是悲惨耻辱的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

蒋系亲信或嫡系将领中的一些人，后来之所以也选择起义，也多有颇为相似的原因。如蒋经国手下的重要干将贾亦斌，就是因为目睹国民党日渐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与早先理想背离，因而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只因蒋经国抱负心很大，贾一度对蒋经国还抱有希望。不意蒋经国1948年8月乘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之际，雄心勃勃地在上海同时实施“打虎”行动，结果打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扬子公司一案时，竟因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干预而不了了之，此事激起贾的强烈逆反心理，最终对蒋经国和国民党都死了心，从而下决心倒向了共产党。

促成国民党大批将领起义的关键，自然与战争后期人心所向，潮流所趋的大势有关，但不少人选择投向共产党，也有理想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很多国民党人当年选择国民党，也同样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权主义，甚或民生主义，与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时期宣传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和言论宣传，本来就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似之点。除了1927~1936年一段时间共产党推行的激烈的苏维埃革命政策以外，两党政治追求上的主要区别，在当年的许多青年人看来，不过一个较为温和，一个更为彻底而已。正因为众多有理想的青年人更倾向于彻底的解决办法，因此也就造成了从黄埔军校开始，国民党旗帜下的学生和青年军官大批加入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许多人更干脆加入共产党。尽管1927年两党关系破裂后，中共政策一度转向“左”倾，导致不少曾经同情甚或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年轻的国民党军校学生等转向国民党，但是，随着国共两党再度和解，中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特别是随着国民党自身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许多早年加入过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过关系的国民党将领不免会重新思考自己当年的选择。如张克侠、廖运周、郭汝瑰、侯镜如等，就是在抗战期间或抗战结束时因为对国民党失望，而重新主动与中共发生联系的。而其他一些将领，如何基沣、谢士炎等，则是在此期间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作为而加入共产党的。还有一些将领，如卫立煌等，也是在抗战期间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只是因为中共中央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而未同意其申请罢了。而相当一批黄埔生的思想转变，就更是直接与当年的经历密切相关了。这种情况显示，还在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后期，在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眼里，国共两党之间就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差别来了。到了抗战结束，内战爆发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弊端百出，危机重重，激起社会民众和舆论的强烈不满，国民党将领中的离心力日渐加大，最终促使许多人选择站到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一方去了。国民党军事上的迅速瓦解，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