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斯福总统第四次当选的那一天，看到他的人忘不了他行动的艰难，费了多大力气才作完就职演说。他们还记得，罗斯福赢得第四次以及前几次成功所依仗的人，哈里·霍普金斯，情况更糟。

哈里·霍普金斯不仅仅是个心腹谋士，他简直与总统本人一般无二。他是个优秀的卫理公会教徒，美国共济会的高级人士，如同他自1928年就支持的罗斯福一样。他成为他的心腹，取得了他的信任，后者的一切政治选择都是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作出的。

“他们共同培育了一种对救世主义、没有障碍的自由、适宜的世界主义的强烈兴趣。”阿尔杜尔·孔特写道。

霍普金斯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厕身于总统最可靠的合作者之中。他的微妙而困难的使命，特别是与斯大林、丘吉尔、庇护十二和戴高乐将军所打的交道，无计其数。他痛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然而，在美国，罗斯福的政敌对他的方法和效率提出异议。他与总统一样，性喜奢华挥霍，这使他成为政治评论家心爱的靶子。他终生成为他为之效劳的伟大人物的挡箭牌。

和罗斯福一样，霍普金斯也是大病缠身。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他的病情的一部分。1936年，他在胃部多次出血之后，做了一次胃手术，手术表明存在着一种癌性扩散的溃疡。胃的部分切除使他的生命为时不久。自1941年开始，每个月医生都说他只能活几个星期了。那是一种少见的病，被称为同色病，起因于机体中含铁过多，无疑是为补充出血而进行的多次输血造成的。这种病使他日渐衰弱，也加重了终于在1946年夺去他生命的肝癌。他周期性地受到可怕的病痛的折磨和消耗，每次他都在惊讶的同伴面前站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又倒下了。他是一团烈火，然而是飘摇不定的烈火。

在萨基机场，1945年2月3日，罗斯福被警卫抱到汽车上。这一天，霍普金斯是被用担架抬下飞机的。在雅尔塔，大多数情况下，他也是躺在担架上进会议室的。两个残废，最后的日子实际已屈指可数，美国总统只比他忠实的助手早死几个月。而迎战斯大林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斯大林尽管为高血压所苦，却仍然是矫健的。罗斯福的衰弱有目共睹。苏联国家元首早在1941年德黑兰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就亲自对丘吉尔评论过了，那次会议仅仅涉及采取何种军事手段削弱德国军队的抵抗。但是人们怀疑他是否知道正在摧残美国总统的疾病的性质。他知道罗斯福为战后着想，迫切希望在政治方面补充德黑兰会议在军事方面的收获，于是就从损害总统健康的不可避免的衰弱中大捞好处。

请看事实。伊朗最高级会谈八个月之后，也就是1944年7月，富兰克林·罗斯福鼓吹第二次最高级会晤。他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艾夫莱尔·哈里曼建议在一个与华盛顿和苏联首都距离相等的地方会晤，当时提出的是苏格兰的北部。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避而不答。他以伊朗方面的理由回避这次旅行: “德黑兰会谈之后，我耳朵疼。我的医生认为任何乘飞机的旅行，任何气候的变化，都将对我有最坏的后果。”

1944年整个夏天，罗斯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建议了其他适于召开他所希望的这次会议的地点:雅典、塞浦路斯、康士坦丁、耶路撒冷、萨洛尼卡。每一次斯大林都搪塞了之。他提出了他不能出国的理由，因为他本人指挥着对德的军事行动。罗斯福坚持到 1944年10月，正是他与杜威的竞选白热化的时候。这一次，他派霍普金斯去莫斯科，建议罗马或马耳他。斯大林等到11月，罗斯福再次当选，他才回答道: “敖德萨。”

在华盛顿，总统的亲信哗然。旅途远至黑海，对总统来说是一场苦难。罗斯福犹豫不定。这次，斯大林又建议: 雅尔塔。作为恩典，他不过让对方少走了区区若干公里。于是，罗斯福让步了。会晤最后定于1945年2月。

当扑克手或拳击手看到对手软下来的时候，常常会采取斯大林在这场角斗中的这一手。扑克手们虚张声势，拳击手们总是引逗对手远离场地中心。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都是一个:进一步消耗对手，以便更稳妥地给以致命的一击。苏联国家元首善于等待时机。1944年底之前，他一直作出不同的回答，并不害怕罗斯福失去总统的位置。公民感和爱国心不允许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有一场真正的国内政治危机。他在地点上讨价还价，迫使罗斯福去就他，从而赢得了七个月的时间。他不想在健康方面冒任何风险。相反，这七个月却严重地损害了罗斯福的健康，他的体力在1944年7月至1945年2月之间确确实实是消耗殆尽了。何况，昆西号是一艘防护良好但不舒适的战舰，乘坐它在无尽的冬季穿越大西洋和地中海，也是一场严酷的考验。而从马耳他到雅尔塔的飞机也是困难的。当时，谁也估量不出这几个月中罗斯福健康毁坏的程度。在这方面，那里的医疗技术是不大有效的。

直到1970年，人们才知道了这种逐渐摧毁罗斯福的疾病的名称。这一年，美国医生霍华德·G·布鲁恩在本国一份有巨大声誉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