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 自创组织为战友奔走

面对这样的结果，鲍曼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战斗。“大部分逃兵和纳粹军事法庭的受害者毫无尊严地死去了，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屈服，要为我们这一群人的尊严而战斗。”

1990年，鲍曼创立“纳粹军事审判受害者联盟”，为自己和其他有同样遭遇的德国老兵争取平反，游说政府从法律上赦免因背叛纳粹而蒙受罪名的士兵。2002年，德国联邦议院终于通过一项法案，给那些有脱逃、拒服兵役和惑乱军心罪名的人正名。

然而，这道赦令将有叛变罪名的人排除在外，理由是无法证明他们的叛逃行动没有给其他士兵或平民造成伤害。在鲍曼看来，那些被打上“战争叛变者”烙印的士兵并非真正的叛国者。“他们只是做出了一些人道的举动。有的士兵将犹太人藏了起来，有的帮助军事监狱的囚犯，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做事。”

鲍曼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认同。德国研究纳粹抵抗运动的专家约翰尼斯·图切尔说，“这些人并不是叛国者，他们是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的一部分。”

在德国议会最终为他们洗脱“叛国”罪名后，鲍曼如释重负之余，更多的是感到遗憾。“对我们这个群体而言，议会通过的这项法案是我们长久斗争迎来的高潮，遗憾的是，许多的战友没能活着看到这道法令，现在的我只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不过，这场为尊严而站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

幕后 政治斗争导致正义“迟到”

各党经讨价还价方同意废除“叛逃”罪名

对于纳粹帝国的十万“叛逃者”，德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维特和德特勒夫·弗格尔的研究指出，其中大部分人蒙受着不公正的罪名。

“叛变”多基于道德考虑

在两位历史学家合著的《最后的禁忌》一书中，他们研究了多名“叛逃者”的案卷，结果发现，大多数士兵“叛变”的举动是基于道德考虑，他们的行为并没有给其他士兵带来危害。

那时候私下批评帝国、表达对犹太人的同情都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尤其在纳粹帝国倒台前的那几年，大部分被处决的都是极普通的士兵。

去年，维特将他的研究成果提交给德国议会法律委员会，申请为这些士兵全面平反。但是基督教社会联盟立场强硬，反对全面平反，并称那些有“叛逃”罪名士兵的亲属如果觉得不公正，可以单独申请重新审核。

社会压力迫各党妥协

尽管历史学家证据确凿，在德国执政的大联合政府中，保守的联盟党和偏左翼的社民党却不约而同地对这项提案说“不”。德国媒体分析说，其中重要原因是议会中的党派斗争。

这份消除“叛逃”罪名的法案由议会中的“左翼党”党团提出，联盟党和社民党都不喜欢这个政治对手。议会选举在即，两大党都不愿意“左翼党”借这份议案出风头。联邦议院法律委员会中一名基民盟成员卡尔·德塞尔一语道破天机:“把我们当傻子耍是左翼党唯一感兴趣的事。”

与此同时，来自德国各界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德国基督教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冈·胡伯主教致信司法部长，要求对“叛逃者”全面平反。汉堡大学的资深历史教授胡根·干泽尔也呼吁“打破德国纳粹遗留的这最后一道禁忌”。

社民党要求左翼党“为了提案通过”而放弃单独提案，改由两大执政党提出。左翼党则表示，放弃单独提案可以，但要由议会各党派共同提出，而这一点又受到联盟党的拒绝。经过数个月讨价还价，议会全部5个党派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全面废除“叛逃”罪名。

一份原本应该早就通过的议案，却被迫拖延了如此之久。用议案发起人、左翼党议员让·科特的话来说，这是“议会政治斗争的可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