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希姆莱亲自监督对运动员、新闻记者和当时在柏林的外国政治头面人物的“保护”工作，包括生活起居和道德方面。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他于1936年7月20日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时，发出通告:“在未来的几周之内，我禁止按照‘175'条款，采取任何针对外国人的行动，其中包括不许对他们进行审讯或发出传票。除非有我亲自签署的命令。” 这位柏林的警察头子，早在3年前就用这同样的手段，对待过文化界人士，从而成功地避免了一些自身污点，并且把他的仇恨藏在精心安排的外表后面，继续大量收集他所需要的情报。

关于对待犹太人的命运，纳粹的策略始终是一样的。他们的宣传也是成功的。美国自由主义报纸The Nation Observe的体育评论员写道:“人们没有看到被割下的犹太人的脑袋，也没有看到他们挨打挨骂。人人都面带微笑，显得彬彬有礼。在啤酒店里有人在无拘无束地大声歌唱。膳宿公寓很多，价廉物美。”连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上了他们的当，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斯蒂芬·怀斯对他的拜访，当时这位犹太人领袖对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忧心忡忡。

海因里希对社会控制一直表现得十分贪婪。这位党卫军的头目做事常常喜欢超越国家警察局的权限范围，当人民群众对纳粹的计划制造麻烦甚至仇视帝国的时候，他总能想出一些为希特勒所赞成的新鲜手段，帮助摆脱困境，渡过难关。在有关德国经济扩张计划的会议上，他也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因此，他为党卫军直接赎买一些工厂大开绿灯。但是，围着希特勒转的不止他一人。在这小小的决斗场上，戈林虎视眈眈，他是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同工业和金融界的巨头们，特别是军工界，关系密切。希姆莱尽管也从一些工业家那里为他自己的阵营挣到不少好处，他还是不能在经济领域对斯佩尔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至于博尔曼，他是不会允许别人染指希特勒的党务的。在他前进的路上，还有里宾特洛甫阻碍着他对空军方面的权力欲望。

他唯一能左右的是陆军。对于他们一寸一寸占领的土地，党卫军成了绝对不可缺少的力量。但是，希姆莱的任务并不能超越对人民群众的监视和恐吓这个范围。当然，他干得非常出色。1940年，他奉命消灭波兰的一些领导人物。这次杀人行动的血腥效应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很快得到希特勒的重用，被委派专门负责 大批遣送被占领土地上的人士进集中营，负责清洗所有反动派。

1939年，集中营网络已经形成。其中的劳动营收容了6万名囚犯，打算让他们用劳动拯救自己的生命。战争结束时，这类人共有80 万之众，光看守他们的就有4万人。1939年，无痛死亡计划也完成了:有7万个精神病患者被消灭。1939年，一场将要血染整个欧洲的战争已经万事俱备。战争机器在很大的范围内开动起来。正如戴维·鲁塞所说:“当大人老爷们把装甲车开进欧洲的时候，集中营已经准备好变成帝国的基石了。”

希特勒在民众中的威望空前高涨，德国人重新恢复了信心和自豪感。《凡尔赛条约》初期的耻辱，随着梅梅尔和苏台德地区、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等地的收复，已经洗雪干净。一年前，奥地利也已归附。下一个目标是华沙和布拉格。从策略上来说，以后依次是巴黎、伦敦和华盛顿。德国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清洗他们“不喜欢的东西”的步伐大大加快。青年人又回到了工厂和军队之中，德国的年轻人差不多全都或自愿或被迫地参加到希特勒青年团组织之中。从 20年代初开始的失业率，到1929年人数达到了顶峰，这时也开始下降。共产党人和“堕落”文化的知识分子、夜游浪子和懒汉、有独立思想的妇女和同性恋者，通通被清除了。

1938年3月11日兼并奥地利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对同性恋的清洗。奥地利不存在了。归附德国之后，奥地利的同性恋者就落入德国刑法“175”条款打击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在人民中的形象，都在希姆莱这个恶魔掌控之下大大恶化:国会纵火案、希斯菲尔德中心的洗劫、“血腥之夜 ”以及其他许多历史惨剧，罄竹难书。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科胡特在其1972年出版并于1981年被译成法语的一部著作中，化名海因茨·黑格尔，证明自己因同性恋身份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事件。他是一个虔诚信奉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奥地利被德国兼并时，他是维也纳某学院的大学生。学校有一个同性恋小组织，聚集了一大批学生，其中有些人是外交官的儿子，也有在维也纳任职的纳粹高官的子弟。1938年年底，他爱上了他们中间的一位，是个像他一样的运动员。他向母亲坦露了这件事，母亲表示理解。于是他俩成了一对。

1939年3月11日，他接到通知，要他到大都会饭店盖世太保的总部去。他去了，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尽了一切努力想救他。无论是内务部还是国家安全局，他都无数次地去求助，因为他同那里的德国行政高官关系很好。然而，这位也是高官的奥地利人不仅遭到无情拒绝，还被公开指责，说他是其儿子无聊行为的、荒唐的同性恋父亲。次年，他被解职了。他于1940年自杀，留给他妻子一封信，信的最后写道:“我再也忍受不了熟人、同事和邻居们的嘲笑了，这对我是太过分了，我请求你的原谅。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儿子。”

海因茨·黑格尔在接到通知去盖世太保总部之前，最后一次前去拥抱母亲。他再次见到母亲是6年以后的事了。他到盖世太保总部后，一个党卫军军官对着他的脸大声喊叫:“你是一个鸡奸犯，招认吧!”海因茨·黑格尔否认。那位党卫军官马上从他的文件夹中取出一张他的德国朋友弗雷德的照片，对他说:“你们在一起干了肮脏勾当，你承认吗?”海因茨·黑格尔说不认识这个青年。党卫军官翻转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送给我的朋友，永远爱你。”于是他回忆起了这张他送给爱友的照片，日期是1938年圣诞节的晚上。他怎么也搞不明白，照片怎么会落入纳粹分子手中。他只好签字承认。

他被投入监狱，同另外两个囚犯关在一间牢房里。狱警向两个囚犯泄露了他被关押的原因。于是两个囚犯主动向他做一些亲密接触行为，但遭到他的拒绝。两个囚犯向狱警大发脾气，说不该把他们同一个讨厌的性反常者关在一起。但是，这并未阻止他俩晚上干那件事，借口是这里没有女人。海因茨· 黑格尔补充道:“在人们的生理本能中，该如何判断什么是正常本能，什么是不正常本能?什么是正常饥饿，什么是不正常饥饿?什么是正常口渴，什么是不正常口渴呢?”两周之后，他被判6个月的单独监禁，加罚每两个月挨饿一天，理由是“与同性别的人多次发生性关系”。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的伙伴弗雷德的下落。他写道:“我必须忍受这些权势人物所做的一切事，他们要保护弗雷德。事实上，他们为了不让人知道一个纳粹高官的儿子是一个鸡奸者，是永远也不会让我获得自由的。”

另外一个证明，是一个法国的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塞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披露的，他也是德国占领时期的牺牲品，时间是两年之后的1941年，德国人发动进攻之时。 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他家在米卢兹地区远近闻名。17岁的时候，他经常去位于他的学校和他家庭住址之间的一个著名的同性恋约会场所斯泰因巴赫公园消磨时间。一天晚上，他的手表在那里被人偷了。他到当地警察局去辨认小偷。他未找回他的手表，由于年轻没有经验，反而向警察局提供了不少这个阿尔萨斯城市同性恋的活动信息，他的信息同其他很多档案一起，移交给了纳粹当局。在一份日期为1942年4月27日的米卢兹的盖世太保的内部文件中，他们编制有一份关于“治安拘留”的统计数字，时间正好是在这个日期和1940年4月27日之间。共计230人以“职业犯罪”以及扰乱社会生活、拉皮条等罪名，被送往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另有260名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受牵连，也一道被遣送。在这一时期，断断续续有95个明确定性的同性恋者以及19名同他们有关的人，也同样遭到遣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