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莱是说到做到的，哪怕是在最敏感的领域内。当他1937年2月发表他的演说时，他当德国警察头子已经一年多了。1939年9 月，在德国所有大城市和初期占领的境外土地上，建立起一大批供间谍机关使用的建筑群和大楼。这是他众多创造性措施中的一个，很多告密者不断地建议加强对居民的普遍监视系统。到1944年，光盖世太保本身，就集中了 32 000名成员。还应该加上10万名领工资的告密者。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逮捕不需任何法律手续，通行无阻。

对同性恋者的清洗从此制度化了，其范围扩大到德国全境。正如1938年8月28日《国民日报》（Nationalzeitung）报登载的证词所说:“国家安全局的一支别动队接受任务，要在汉堡对同性恋犯罪进行一次大规模清洗行动。其实，这种性质的行为在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放松对道德行为的要求，已经死灰复燃。但是，这种性质的行为，是违背刚刚上台不久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强硬政策的。警察的介入、惩罚力度的加强，使这种荒唐行为大大减少。” 该报强调这次汉堡行动对同性恋的搜捕以及其后的快速判罪的重要作用:“别动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查抄了大量的约会酒吧。另外一些搜捕行动也在进行。在这种形势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捕。被抓的人太多，需要快速审问。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把被控者带到法庭。被告一般判12到20个月监禁。有88桩同样事实和同样罪行的案件，还在等待波恩法院的开庭。所有这些审判，都是针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

根据“175”条款被捕入狱的，1933年为853人，1934年为948人，到1935年，这一数字突然上升到 2 106人，接下来的两年，分别为 5 320和 8 271人。1938年达到创纪录的 8 562人。在整个1933年到1944年的11年间，根据此条款被判刑者共计 48 082人。1942年，统计曲线奇怪地下降到 3 963人。这一变化也同样反映在同年集中营里新来同性恋者明显减少这一统计数字上。最直观地看到前景越来越不妙，希特勒周围的人开始在想，那些要在集中营里杀死的人，至少可以让他们到德国各条战线去堵枪眼。

希姆莱对这个主意不太赞成。他认为，这样就放弃了正在实施的迫害和消灭同性恋的计划，这很可惜。这一统计数字的下降，也与同性恋者转入地下有关，他们尽可能不被发现。但希特勒斩钉截铁，认为这种情况是违背生物繁衍的，是同德国目前的紧急状态不相容的。犹太人和茨冈人都没有这样可以 “替代”的同等机会。这种推理使一些同性恋者离开了集中营和监狱，但他们的前面仍然是绝路，死亡威胁始终在他们四周徘徊。11年间，至少有 45 000个以上的同性恋者是由于“175”条款的关系被判刑的。除集中营外，蹲监狱的同性恋者还有 60 000人左右。

有时，热情的警察会故意制造一些事故，以致把事情搞得更糟。1933年9月，在法兰克福，希姆莱给这个城市的警察头子们做了一个反对同性恋“堕落”的报告（6个月前他给党卫军的高官们也做过同样的报告）。会后，有些警察利用他们迷人的外表做诱饵，设圈套勾引大量的同性恋者，此事引起司法部长居特纳的极大愤怒，他给希姆莱写信，用词相当刻薄:“虽然我不否认，一场反对同性恋以保持德国人民力量的斗争是紧迫和必要的，但我仍然觉得，警察的荣誉必须爱护。军官们为了给同性恋者下套，把自己的身体都奉献出来，是不能容忍的。”

但希姆莱认为，法院的工作热情很不高，他们对那些威胁司法运作的罪行处置不力。很有可能，那些有用的案卷资料，被法官们在压力之下销毁了。希姆莱补充道:“在大战之前、之中和之后，这方面的法律已经不少了，但都没有执行过。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开始这一行动的头 6个月里，我们提供给法院的案子比我们28年间提供给柏林警察局的还要多。”但是，他很遗憾地接着说:“我们上当了，把同性恋者送上法庭并让人把他们关起来，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当他们从监狱中出来后，依然故我，又成了同以前一样的同性恋者。”

在党卫军高官们面前，希姆莱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使命:“我们应该明白，假如让这一恶行在德国继续扩散，而我们又不加以打击的话，这将是德国的末日。”我们知道，是另外的力量，是多数人集体的力量，将打破纳粹的梦想。

历史上有过日耳曼残暴和血腥的传说故事，他必须此时向他的听众说出，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他回忆从前:“对我们的前人来说，任务很简单。对他们而言，这些家伙都是孤立的人，是非正常人。那时的同性恋者都要被扔到很远很深的沼泽地里。”希姆莱还说:“那些现在在沼泽地里发现了尸体的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其中有90%是同性恋，他们是穿着衣服被扔到那里的。”这是关于条顿人的一个混乱不堪的传说。希姆莱最后说:“这并非一种惩罚，这是一种解决办法，即把这种不正常生活干脆消灭。应该把他们除掉，就好像我们拔除毒草一样，拔起来堆积在一起，点火烧掉。这不是一种报复。这样的人就应该从人间消失。”

雅利安人中的同性恋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很多人被抓起来，给他们上刑，以便从他们口中挤出情报。他们的活动场所和他们的协会也被取消了。接着，被剥夺工作并关进有铁丝网的拘留所，拿去做科研试验品。他们只能等待最近的结局:娼妓、政治人士、教士、工人或教员。1931年，柏林司法机关的档案中，有 41 000名同性恋罪犯或嫌疑犯的名字。大多数是根据他们的司法记录被重新抓捕或重新收监的，哪怕有些人已经服过刑了，也不能幸免。

专门监视柏林同性恋的特别警察局和负有同样使命的盖世太保办公室的领导者是同一个人——灵魂一点也不干净的约瑟夫·迈辛格尔。这样的组织结构，把镇压机构和同性恋甚至堕胎结合了起来。约瑟夫·迈辛格尔是一个做过阉割手术的同性恋者。戈林研究中心的档案中，有他同性恋史的详细记录。这位落入圈套并可以被任意摆布的人，同一些荒唐的、造成大量死亡的研究有关。这些研究使用了动物试验品。这些试验产生了一些颇有医学价值的科学报告。

但是，正在进行着的屠杀并不等于对同性恋进行有计划地消灭，正如历史学家米歇尔·切尔斯所说:“犹太人和茨冈人是贴着从属于宗教和种族标签的。性的取向则不同，它不从属于别的东西，它是个人的独立行为。因此，性的取向并非必然引来杀身之祸。”他的这种说法也适用于集中营内部。米歇尔·切尔斯接着说:“在集中营分等级惩罚的档案中，可以看出社会监督的逻辑——其中也包括肉体消灭的情况——远远优于计划消灭肉体的种族灭绝逻辑。”

有些同性恋者女里女气，很容易被认出来，因此也容易被捕。弗里德里克·保罗·格罗斯汉姆于1937年的一个晚上，在吕贝克他的寓所中被捕。在同一城市，同一天晚上，另有229名同性恋者被抓起来，因为盖世太保手上有德国警察在20世纪初提供给他们的粉红色名单。在市政监狱中被关押并刑讯了10个月之后，他被判9个月监禁，是根据“175”条款定的罪。后来他被释放，再后来又重新被捕。人们问他愿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还是愿被阉割，二者必选其一。他于1939年做了阉割手术。

卑鄙的告密行为盛行，常常把人置于死地。格特·魏曼回忆道:“1943年，我在柏林遇见一个小伙子，他是从俄国前线回来休假的。他女人气十足，警察在车站把他抓起来并投入监狱。此人从此消失了。我还记得有两个替秘密机关工作的党卫军分子。他俩共同住在一个寡妇家里。一天，寡妇发现两个小伙子之间有问题。她将此事告诉了来到她家的另外两名党卫队员。两个小伙子被抓走并被杀害了。我常常问自己，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干这种事情呢。直到战争结束，我每次走到那个街区时，都要绕道而行，以避免面对面碰到那个女人。” 并非只有平民百姓中的同性恋被追捕，指控很快就渗透到政治、经济领域，最后，纳粹分子本身也不能幸免。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同性恋除了阻碍第三帝国达到其目标之外，并未引起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注意。它们既然是堕落的因素，一有机会，就故意让它们充分表现。因此纽伦堡纳粹会议的制片人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纳粹宣传影片《运动场上的神》的时候，以及后来1936年柏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有些酒吧和同性恋聚会场所奉纳粹分子之命重新开放，成功地掩盖他们正在进行的迫害，从而使满天飞的对他们不利的传言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