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高层对克鲁普斯卡娅越来越疏远、轻视和不友好。克鲁普斯卡娅的私人秘书B·德里佐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同克鲁普斯卡娅只交谈过一次，这还是在1925年。那时克鲁普斯卡娅同意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观点。斯大林非常不愿意看到列宁的遗孀同反对派走到一起。他长时间地劝说，并许诺如果她拒绝反对派，就让她当政治局委员，但克鲁普斯卡娅说，她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信念。B·德里佐认为，斯大林当然不会饶恕她这一点。从此以后，斯大林再也没有接见过她。

斯大林的这种态度很快就被他的亲信们觉察出来。完全不能容忍的是安·布勃诺夫，这位新任教育人民委员根本就不尊重克鲁普斯卡娅；不仅不理解她，而且还常常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部务会议上粗暴地侮辱她。克鲁普斯卡娅默默地忍受屈辱，但她实在忍受不住时，便请求辞职。政治局没有批准她的辞呈，在最后的数年中，她很少到教育人民委员部自己的办公室去。在她撰写的关于教育课题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她根本不清楚哪里来的一些赞扬斯大林的字句段落，但她默认了。她确实妥协了，如准许对她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作重大删节。她明白，为被“惩罚”的同志们进行辩护只能是害了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她沉默了。只有一次在审判布哈林的时候，她对B·德里佐说:“玛涅奇卡多幸运啊(指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死于1937年6月)，她没有看到这个情况。”

冲突起源于列宁

斯大林同克鲁普斯卡娅最初的不快是发生在1922年12月，据B·德里佐1989年写的回忆录:“1923年3月初，有一天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列宁正在交谈某个话题。电话铃响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走过去接电话。当她接完电话回来后，列宁问道:‘谁来的电话?’她说:‘是斯大林打来的，我们已经和好了。’‘究竟怎么回事?’列宁又问。

“于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得不都说出来:事情发生在1922年12月，当时斯大林通过电话同她进行了非常粗暴的谈话，还以监察委员会的名义相威胁。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不要在意，因为一切都已经调解好了，她已经忘了这件事。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被说服，他深感斯大林不尊重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对他的莫大侮辱，紧接着就在1923年3月5日口授了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信的复制件送给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信中要求斯大林道歉。

“斯大林不得不道歉，但这件事情他没有忘掉，也没有饶恕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于是就影响了他对她的态度。”

斯大林为什么在电话里严厉申斥克鲁普斯卡娅呢?从表面上看，斯大林打电话是出于关心列宁、关心他的健康。斯大林训斥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因为她不让列宁得到安宁，允许列宁违犯医生们关于不从事脑力劳动、让神经系统得到最充分休息的规定。重病卧床的列宁做了口授，有时每天口授文章和建议达5～10分钟，甚至还要求看他需要的杂志和报纸。作为政治局里承担“隔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任的人，斯大林严厉地训斥了克鲁普斯卡娅。他认为她破坏了立下的规矩，拿列宁的生命当儿戏。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把政治局的委托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好机会。这样，他就有可能名正言顺地监视病中列宁的一举一动，监视他的每一次会见，乃至来往函件的每一个字。相当重要的是，生病的列宁再也无法同托洛茨基接触了，因此不会产生在列宁生命垂危时他们两人之间特别亲近的感觉。

在斯大林表面关心伊里奇健康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某种东西。列宁抱病口授的最后一些意见就是针对斯大林的。甚至不只是遗嘱，列宁的其他一些较早的文章也都含有这方面的内容。例如:《我们应当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在这些文章里，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不久前还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列宁的文章引起了斯大林的暗暗的愤懑，斯大林从文章里看到了对他个人的抨击。文章是提供给报刊使用的，列宁坚持要求将它们最快发表。

当然，有关列宁口授记录不光是提供报刊使用的说法也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利用政治局委托他保护伊里奇健康的权力，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列宁。现在已经知道，斯大林甚至在列宁周围的技术人员中也安插上自己的人。有关列宁口授记录不是供报纸使用的说法激起了斯大林的暴怒和恐惧，这种狂怒的心情在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时充分流露了出来。

列宁之死确实使斯大林顿感轻松。这下子斯大林可以把死者奉若神明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一个不再使他害怕和再也不用设法对付的列宁。

突然间冒出一颗“炸弹”——列宁的遗嘱。在遗嘱中，列宁建议考虑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岗位的方法，并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此职。列宁认为，总书记斯大林手中握有极大的权力，很难说他能否始终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为什么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如此长久地不交出列宁的遗嘱呢?”——克鲁普斯卡娅多年的秘书B·德里佐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自问自答说:“克鲁普斯卡娅坚持使列宁的心愿得到实现，坚持在党的十三大会议上宣读列宁的遗嘱。但是，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坚决反对。因此，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各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如此长时间的交谈，长达三个半月。只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5月18日(代表大会5月23日开幕)，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才交出遗嘱，同意在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中宣读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