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美伦纪事里说:

“那些常有修女生孩子的修道院怎么办呢?天主保佑它们，至少让孩子活下来，别杀掉他们，为了天主的荣名把他们抚养成人。不过，有这样的传闻，说在这些修道院附近有池塘，禁止人们在那里用大渔网捕鱼，从来也不放水，不然没准会找到些什么能叫修道院丢脸、名声扫地的东西。”

另一位纪事作家尼玛地方的狄德里希，关于不来梅、乌得勒支和闵斯特的修道院是这样写的:

“僧侣和妓女一起住在修道院里，把修道院变成了妓院，在那里胡作非为。修女把自己的孩子都杀掉。”

修女生孩子是最大的罪孽，所以盛行堕胎。台纳兄弟合著的关于神父独身制的专题著作，搜集了大量资料，其中有些骇人听闻的例子，证明“恰恰是在最荒淫的修道院里，怀孕的修女遭到最残酷的虐待”。这倒好理解，历来都是如此:越是淫荡的婊子，把名声看得越重。也有这样的时候，教会变得仁慈一些，对怀孕的修女表示同情。比如，在阿维尼翁召开的会议上，禁止僧侣“把毒药或其他烈性药物给女人用于堕胎”。后来，“教会的荒淫无耻成了令人发指的脓疮”，由此而提出了要求神父有结婚的权利。此时教会再也不反对僧侣和修女千方百计地消除他们淫乱生活的后果。因此，费沙特有充分的权利在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蜂窝》中这样说:

“我们从每日的经验中得知，神圣罗马帝国甘心让它修道院里可爱的贞女们、修女们用药和偏方把果实在成熟之前就消灭，或者用丑恶的办法把她们刚刚生下来的婴儿杀死。”

如果这是教会下层的风气，那么，教会上层的荒淫无耻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教皇对于下层僧侣简直是道德败坏的楷模。人民一针见血，用生动的语言把某些教皇叫做“至骚的罗马教皇”而不是“至圣的罗马教皇”，把许多红衣主教叫做“骚狗”。

对于这些外号，教廷史上有不少肮脏的事实可以做明白无误的解释。尼玛的狄德里希说约翰二十三世“据说在当布伦红衣主教的时候糟蹋过近二百个有夫之妇、寡妇和姑娘，还有许多修女”。

保罗三世在当教廷驻安科纳使节的时候，曾经因为强奸了一位年轻贵妇而不得不逃跑。他为了当上红衣主教，把自己的妹妹朱丽亚献给了亚历山大六世，自己则同二妹乱伦。卜尼法八世把自己的两个侄女纳为外宠。亚历山大六世任锡耶纳红衣主教时，主要的事迹是同别的主教及其他高级神职人员举办夜间舞会和晚会，邀请本城的贵妇淑媛参加，会上放荡异常，而她们的“丈夫、父亲和亲戚则不得人内”。庇护三世的许多情妇替他生了十二个子女。

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几位教皇由于荡检逾闲而得了梅毒，其中有亚历山大六世、裘理二世和利奥十世。裘理二世的御医写道:“真是说来难为情，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是布满了可怕的淫乱的迹象。”据御前典礼官格拉西斯说，每逢星期五，他没法让人按惯例吻他的脚，因为他的脚患梅毒全部腐烂了。

宗教改革时期有一首讽刺诗，假托一个得梅毒烂掉了鼻子因而动手术的高级神职人员说话。这个脸上有梅毒特征的神职人员在诗里对自己的鼻子发表了一通声泪俱下的演说，把鼻子叫做“红衣主教，睿智的明镜，永远不会误入异端;教会的真正的柱石，堪为众人的楷模”，表示希望“它将来还会当上教皇”。

彼特拉克在他的一封著名的《公开信》(是写给全世界的)中，对当代及后世作了正确的评说:“抢劫、暴力、通奸，是淫乱的教皇的家常便饭:丈夫们被流放，省得他们罗嗦;他们的妻子被强奸，一旦有了身孕便还给他们，生了孩子之后再夺过来以满足基督在世代表的淫欲。”

除了这“自然的淫欲，还有反自然的淫欲，同样也很猖獗”，教会如果不从这些秽行中捞些好处，那就算背离了至为神圣的传统。荷兰神学家韦塞尔曾长期在罗马居留，是教皇的朋友。据他说，历任教皇都容许反自然的淫乱，但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反自然的淫乱在高级神职人员中十分普遍，以致民间众口喧腾。这风气由来已久，11世纪时达米安主教便在他的《戈莫尔书》把它归纳出一整套。什么都得有序，连丑行陋习也不例外。

教皇宫廷里时兴的娱乐也很能说明问题。意大利最最美丽的高级妓女是教皇宫廷和红衣主教府邸的常客，在那里露面的频繁，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她们在那里参加喜庆活动，始终是那里最为璀璨夺目的中心。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封信谈到一位红衣主教举行的酒宴，说是酒宴上西班牙妓女比罗马男人多。红衣主教波乔的滑稽小说，尤其是红衣主教比比耶纳的《卡兰德罗》之类的戏剧或马基雅维里更大胆的《曼陀罗花》，都充分说明了这圈子里的风气。

这种丑行陋习，最重要的一点倒不是教会高级人员有时竟成了骇人听闻的道德败坏的化身，而是这一类风气极为典型。